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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美國書，學美國法，做美國人，法學界“洋務運動”鼎盛時，沒少見證三觀顛倒的怪狀——只有當我們開始學會把那些曾被顛倒的再顛倒回來時，當心境撥亂反正后，才能洞悉那些年間的荒誕。我國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宣告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為什么學界卻奉自由主義為正統，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反而會被打入另冊，被視為學術上的大逆不道呢？現在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在社會主義國家談論社會主義的法治，這到底是逆了誰的道呢？記得我讀研究生時，因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紙解釋，一時間滿城皆談憲法司法化。但塵埃落定后，想一想那些高光時刻，當我們高談闊論美國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時，中國憲法的條款哪兒去了？關心中國問題的法律人，不能說沒有，但寥寥無幾。但硬要“司法化”，說到底這不是用打開美國憲法的說明書去啟動中國憲法嗎？所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歸根到底，我們沉醉在自己編織的法學“美國夢”中，若是說有陷阱，這才是最難走出的“美國陷阱”。

何以至此，為什么夢醒后卻發現身處陷阱，就本文的討論而言，我們還是要反思一下那些年讀過的書。學法的朋友一定還記得，法學書架上曾有一排排以封面顏色來區分學科門類的書，紅色的是法理，紫色的是憲法，黑色的是刑法……這一套色彩斑斕的書，思路也許借鑒了商務印書館的漢譯系列，就是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承擔的大型叢書“美國法律文庫”。迄今為止，這或許是中國法學界規模最大的漢譯工程，空前，很有可能也會絕后。它的編委會匯聚了當年中國法學界最優秀的學者，大致就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出版了近百本的美國法學著作，其中不乏體量浩大的案例教科書。“美國法律文庫”之所以一時間多少英雄豪杰，并不只是學術自由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在調控，它是當年“中美元首法治計劃”由學界承擔的一個項目，操作模式是我們出力，美國人出錢（由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處資助），某種意義上象征著當年中美之間結成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按照整套文庫的出版說明：“文庫”所選書目均以能夠體現美國法學教育的基本模式以及法學理論研究的最高水平為標準，計劃數目約上百種，既包括經典法學教科書，也包括經典法學專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文庫”的出版不僅有助于促進中美文化交流，亦將為建立和完善中國的法治體系提供重要的理論借鑒。

千萬不要誤會，完全沒有要批評以上說明及其理念的意思，我曾是這套文庫的忠實讀者，也有幸在其收尾之際承擔起了其中一本小書的翻譯。更何況，這段出自前輩手筆的話，讀來可謂是恰如其分，在此我們要做的，只是以它作為一個歷史進程中的文本，捕捉蘊藏其中的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某種意義上，話說得越恰當貼切，越表明它是某個具體語境中的集體無意識：翻譯美國法學經典，是“為建立和完善中國的法治體系提供重要的理論借鑒”。以外來的高水平理論為借鑒，提高中國法治建設的知識水平，對于這個判斷，我們沒有必要在規范意義上分對錯；真要論，這句話也無可厚非，現在一如當年，“他山之石”的存在對我們認識并改造自己都有意義。

但意義不能籠而統之，要做具體的分析。時代早已是今非昔比，那么我們的思維能否與時俱進？在這個問題上，我自問還有一兩分發言資格，并非基于我個人的專業研究——生活在現代學術體制內，學者往往只要在一個領域內埋頭種地就行，不用抬頭看天——而是基于我這兩年來無名卻有實的出版經驗。無名，指的是我當然沒有出版人資質，有實，是說要從茫茫英文書海中選書，判斷哪本書值得翻譯過來，學術價值多大，社會效益如何，市場潛力怎樣。同個人的專業研究相比，選書是一種相當不同的經驗：要“亂讀書”，大部分為了出版策劃而翻開的書，淺嘗輒止即可，同時要對讀者的口味以及社會的風向保持敏銳的體察。說到底，這是對讀者而非同行負責的閱讀。選書經驗不斷累積，我也形成了一個更為確信的判斷：美國書不是不讀了，還要繼續讀，但讀什么以及怎么讀，都要做一次思維的反轉。

此前，我們讀美國的書，是為了從中拿起美國的理論，以之為武器去改造中國的現實。這種恨不得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改革方案，現在看來正是走不得的改旗易幟之邪路，但當年在學界卻大有市場，一度通行無阻。那么現在，讀美國的書，就是要用美國人的自我批評作為鏡鑒，來正一正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衣冠，同此前40年相比，可以說是反其道而行之。讀美國書，不是為了做美國夢，而是為了防止我們也患上美國病，為了在為時未晚時動手醫治我們可能已經患上的美國病，為了讓我們的明天不至于陷入美國今天的困局。在此意義上，“美國”，一旦為我們所重新看見，也構成了我們的一種方法論。也就是說，正因為美國在某些方面的“發達”，它已經把問題活生生甚至血淋淋地呈現出來，這樣的美國構成了一種可做人類學觀察的社會樣本，讓我們，也即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以知道要對什么“說不”：不能怎么改。有些制度不能改；有些改，非但不能讓機體更強健，反而是在革自己的命。

感謝美國高度發達且精致細分的圖書市場，只要走馬觀花過一遍，就能看出某些此前為我們視而不見的議題近年卻能浮出水面，成為市場的賣點和社會的焦點。美國夢早已流失了它的本土資源，舉目可見的，是“不平等”及其衍生的種種問題。“這個世界還會好嗎”不再是盛世危言，未來已來，它甚至比想象中的還要更糟糕，這大致是美國朝野各方的共識。當然，作為現狀的“不平等”，包括它的前因和后果，應如何講述；它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倫理問題；以及何種平等才是應追求的，在美國本土可以見到五花八門的論述。姑且這么說，美國這些年已經失去了此前的道路自信，如果說他們曾經最熱衷散布“中國即將崩潰”的論調，那么現在則將批判的槍口對準了自己。看看美國近期出版的新書，大面積都是唱衰美國的危機論，也是在這種行情下，我曾經開玩笑說，這年頭美國學者如果不出本書把美國批判一番，都不好意思說自己還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

2016年下半年，《我們的孩子》中文版還沒有問世時，曾有一位資深的出版人對我斷言，這本書在國內市場不太可能受歡迎，因為它在講美國的不美好，而美國又怎么可能不好，國內讀者不答應。現在回想起來，那口氣就如同電影中的“孟曉駿”。這里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能說明世道在變。而在新時代尤其是貿易戰到來后，美國不再是夢，而是成為一種讓我們反觀自己的方法。如果說當年國人眼中主要看到了美國那“天堂”的一面，那么也許現在是時候讓我們揭示“地獄”美國的一面了。美國作為一種方法，可以展示出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個人主義社會的種種病理，由此成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導師”。所謂不忘初心，不就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讓自己變成當初討厭的那副樣子嗎！美國擺在那里，意義就在于讓我們知不可為。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我還是要多交待兩句。我們將美國作為一種知不可為的方法，當然不能反過來就推定我們假設中國是盡善盡美的。這樣的誅心之論，我們不背鍋。中國當然有很多問題，但在繼續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知道什么是萬萬不能做的，其意義甚至遠大于知道什么是可以或應當做的，因為改革牽動千家萬戶，有些改革是不可逆的，改了之后就改不回去了。也不能就此斷定我們認為美國就是一無是處。很多方面，美國仍有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之處，哪怕只是為了師夷長技。更何況，中國上一階段的改革沒少經歷過以美國為師的模式，也因此在相關領域內患上了美國病。也許美國已經久病成醫了呢，現在則解鈴還須系鈴人。但無論是知不可為，還是知可為，怎么認識自己，怎么認識世界，最終都是中國自己的事情，都要由我們自己來規定，所謂主體性，意義也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