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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孟曉駿”為標本的分析到此為止，雖然可以對號入座，但絕不是要作誅心之論。以林達為代表的這一系列“近距離看美國”，它們的成功絕非浪得虛名，其中很多作品堪稱中文寫作的精品，影響力所至，更是打動了一代知識青年。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定他們的作品擺脫了敘事的政治，或者找到了一個在政治上中立的支點。不僅他們做不到，任何人都找不到。歸根到底，沒有無立場的立場，或者說，無立場的立場本身就是一種立場。從文化政治的角度解讀這些美國敘事，就能看到，“孟曉駿”們在埋葬前一套認識論的同時，又培植出自己的一整套方法，兩者之間無縫對接。在這里，并不是講述者私心自用，他們有多少洞見，也就有多少盲區，反之亦成立。準確地說，同樣是“近距離看美國”的方法，此前我們能望見的都是洞見，現在卻輪到盲區登場了，時代的進程要對前一歷史階段的“審美”方法做個清算。

在歷史的進程中，誰都不是無辜者，我們作為讀者更要自我反省。我們只看到了我們想要看到的“美國”，對于不想看到的，就視而不見，其中的任性遠非作者所能享有——某種意義上，“看見的”和“看不見的”也是不斷變動的，如同黑屋子里的探照燈，我們能看到什么，視乎操控者把燈光轉向何處，沒有陽光普照這回事。前不久，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書《看不見的美國》，收在其市場號召力巨大的系列“譯文紀實”中。書名原題是Hidden America，這題目就很值得玩味，“美國”就擺在那里，是誰把這個龐然大物的某些器官給“隱藏”起來了？為什么此前“看不見”呢？為什么現在要“看見”呢？為什么我們現在終于明白了還有“沒看見”的，甚至是不是還有那些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看見”的？簡言之，“看見”背后也隱藏著政治學。在此意義上，我們一定要警惕那些起名叫《看見……》的書，因為所有的“看見”嚴格說都是虛假廣告。如果不首先交待作者之鏡頭在光影之間是如何操作的，那么“看見”就未必是“啟蒙”，也可能是遮蔽、掩蓋或議題操控。

在呈現生活的復雜時，文藝工作者往往敏感又敏銳，反而是學院派后知后覺。《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曲，就已經道出紐約客對紐約的愛恨交織：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獄，但這并未妨礙北上廣的精英們當年“千萬里我追尋著你”。第一集，在蝸居的地下室里，郭燕對王起明說：“我隱隱約約有種感覺，這兒的很多事情，跟我們過去想的不一樣。”回到1990年代初，家住北京三環路內和平里的大提琴手，他們從前是怎樣想象紐約的，腳踏實地之后又發現有何不同？沒過多久，在“湘院樓”刷盤子時，王起明就被上了自由市場經濟學的第一課：“這里是有錢就是爺，沒錢就他媽的是奴才”，但為什么我們當年只看到了錢能使人自由，卻沒有領會貫穿其中的主奴辯證法呢？又是誰給我們披上了這個“無知之幕”，讓劇中人以及我們都相信，大幕揭開后，我們一定是先富起來的，是王起明在發達后所說的“爺”？“格陵蘭公司”開工的前夜，王起明關起門來。也許首先他需要說服自己，于是做了一番論證“剝削與被剝削之間的辯證關系”的就職演說。這個論證是這樣展開的：他創辦了這個公司，所以是“家長”，是“爺爺”；工人們是來打工的，所以“只能是孩子”；工人的“美德”就是“要本分，當孫子”，這樣才能“讓我成為一個像樣的爺爺”。這個爺爺和孫子的關系怎么能維系呢？道理很簡單，如王起明所言，“誰愿意失業？沒人愿意失業吧”。當年的“孟曉駿”正暢想著詩與遠方，他們不會懂這樣的“辯證法”，但對于活在當下的我們，這一切如“996”一樣都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茍且。整部電視劇，明明講了一個妻離子散的倫常“悲劇”，主人公的命運如郭燕在酒醉后所言，“我變不成美國人，也早就忘了中國人是什么滋味了”，但為什么我們當年看到的都是花花世界的解放和自由呢？說到底，還是時候未到。

回到《中國合伙人》里，老教授沒有同“孟曉駿”將辯論進行下去，也許他知道，你永遠無法說服一個愿意相信的人。每一代“年輕人”都有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取決于他們三觀形成時遇到何種激情燃燒的歲月。看《上甘嶺》長大的孩子，同青春期到電影院看《黃河絕戀》的，眼中的美國以及世界不太可能一樣。為什么今天重看《北京人在紐約》，我們能發現很多隱藏劇情，從前滿眼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現在卻洞悉出其間的壓迫、冷漠、扭曲和荒誕，劇中人以為他們掙脫了一個權力蔓延至末梢的規訓社會，最終卻發現，外面，其實是一個更大的監獄……變的不是劇本，也不是美國，而是我們自己，是人心，是生活教會了我們，讓我們不再如1990年代那樣對外面的世界無知無畏。

這么說來，這屆的年輕人，如要認識一個更真實的美國，就要檢討這些年來文化精英所營造的美國觀，尤其要從旅美觀察筆記的敘事體中跳出來，意識到“近距離”視角反而容易造成井蛙效應。至于怎么做，首先就是要做新時代的“孟曉駿”，要學會質疑，問一句“您是從書本里看來的美國吧”，更要理解任何書本以及敘事背后都有“看見”的政治學。在此意義上，貿易戰，“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來得正是時候。自此后，若繼續固守“孟曉駿”的美國夢，以美國模式作為普遍的道路以及歷史之終結，只能越來越苦悶并顯得過于天真，只有解放思想者，才能輕裝前行。

又一次，我們到了《中國合伙人》所刻畫的那個代際交接的時刻，舊觀念已經搖搖欲墜，在新一輩的年輕人看來，它早已失去了前40年那無往不利的道德感召力，是時候辭舊迎新了。

《中國合伙人》劇照

三

我們這一輩“八零后”，學術人生都是讀“孟曉駿”的書長大的。

這些旅美先行者是怎么講美國的，又是怎么以美國為模式去規定一個理想社會，宣告歷史終結的，是跨世紀大學生當年的“啟蒙”核心文本。那些年，我們在這些書中“走遍美國”，漸漸遺忘了要做歌里唱的社會主義接班人，滿心想著向美國學習。在“改革春風吹滿地”的歲月，檢驗改革是否成功，一個實踐中的標桿就是美國，而所謂改革，在某些人心中，就是要把美國的今天變成中國的明天。其中當然有反復，整整20年前的1999年，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讓我們這代年輕人眼見什么是霸權和欺凌；但很快，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更深刻地改變了我們所處的歷史進程。在那個網吧互聯網的歲月，我們這一代的文化偶像在網絡空間高呼“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那聲音自是回腸蕩氣，“河殤”的心態又一次還魂，要等到2008年北京奧運前后才退出歷史的舞臺。

法學，作為一個在改革時代重建的學科，知識上的對外開放，既有必要，也是必需。其實，我們根本不用留學，在國內法學院讀書，同樣是喝洋墨水長大的，成長于歐風美雨的潤澤中，法學研究的議程以及學者的思考路徑，也早已得到了澆灌，栽下什么花兒，就結出何種果實。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討論外國法的某某制度并追問其對中國的啟示，這種硬性碰瓷的寫作，是中國法學界最常見的套路。讀一讀這些年法學院的畢業論文，由此檢閱法學教育流水線的成品，所謂像法律人一樣去思考，大概第一條就是追問外國法對我們的啟示，以中國為病人，以西方做醫生，除此之外，我們什么都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