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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外交其實是在孤立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兩個極端中搖擺。要美國與一個善惡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幾乎不可能。9/11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對”美國（“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義，就是最好的佐證。美國至今對朝鮮不依不饒，對朝政策仍停留在敵視和制裁的過去時態，不僅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極端宗教化和意識形態化，也是原因之一。小布什上臺伊始，就給金大中的“陽光政策”潑冷水，先給朝鮮扣上“混蛋國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鮮劃入“邪惡軸心國”（axis of evil）之列。奧巴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執政最后兩年積極接觸朝鮮的政策，將美國對朝政策定位于所謂“戰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對朝鮮采取少接觸、不談判的“有所不為”的政策。¹²國務卿希拉里更是帶頭支持甚至縱容日本以所謂“綁架”問題，干擾和遲滯六方會談，為日本右翼修憲和擴軍制造借口和空間，直接間接地激化南北對立，極大地干擾了半島的穩定。¹³ 天安號事件、延坪島炮擊、金正恩繼任后的戰爭邊緣政策，都與美國扭曲的對朝觀念不無干系。

三、以史為鑒，美國Style？

其實美國朝野對朝戰的“遺忘”，還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美國學界對朝戰的態度則是另一番景象。美國史學界八十年代初開始“大規模”反思朝鮮戰爭，且一發而不可收。時至今日，美國朝戰研究中的正統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¹⁴對朝鮮戰爭的根源、過程和結果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各種論點層出不窮，以致美國朝戰史學家艾倫·梅萊（Allan Millett） 2010年宣稱，對這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追記”已經“綽綽有余”(enough)，不需再費時費力了。¹⁵對此，筆者稱之為“朝戰研究疲勞癥”（fatigue）。¹⁶

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位于華盛頓的國家廣場

美國軍事史學界對朝戰的“百花齊放”和“過度反思”，與美國國民對朝戰的“集體遺忘癥”，似成巨大反差。個中原因仍是不解之謎，美國國民意識中對于62年前結束的那場戰爭仍近乎白紙一張。然而真正主導美國對朝政策的是精英階層，美國軍事史學界對朝鮮戰爭的反思，仍是中國同行需要關注的重點。

美國史學界中對朝戰研究中眾多流派進行梳理一個簡單易行的辦法，是把批評美國的觀點和著作統統打入所謂“歷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 1981年的《朝鮮戰爭之根源——第一卷：朝鮮光復及兩個政權的形成，1945－1947年》，¹⁷ 對美國官方關于朝戰根源的解說（即共產主義擴張）提出質疑，認為美軍對朝鮮南部占領期間，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偽政府和軍警系統人士，由此引發的1948年的朝鮮南部的大規模反叛和殘酷鎮壓，是導致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在這部在美國頗有爭議的“歷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寫到1947年，涉及到朝鮮戰爭正式爆發（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¹⁸此間，卡明斯作為第二作者，與喬恩·哈利迪(Jon Halliday) 出版了《不為人知的戰爭：朝鮮》。¹⁹與此同時，約翰·梅里爾(John Merrill) 的《朝鮮半島的戰爭根源》也加入了“修正學派”的陣營。²⁰上述幾本著作，奠定了美國研究朝戰的“修正派”的基石。其實，美國史學界對朝戰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斷，甚至在朝戰仍在進行期間，美國作家斯通(I.F. Stone)就發表了著名的《朝鮮戰爭幕后史：1950－1951年》。²¹ 費倫巴赫爾(T.R. Fehrenbach)1963年出版的《如此戰爭：美國措手不及》，²²以及貝文·亞歷山大(Bevan Alexander)1986年出版的《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²³主要從軍事角度對美軍的戰時運作提出尖銳批評。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朝戰“修正派”的并非是一個突發和孤立的現象，美國史學界有人將冷戰期間整個美國外交史學界打上“修正派”的印記，原因是這些學界人士多為自由派和左派人士，鮮有從軍參政的經歷，對軍事戰略戰術知之不多，因此對戰爭、軍界和軍事事務有本能性的抵制。²⁴ 這其中包括卡明斯和梅里爾的導師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²⁵

“修正派”的對立面當然是正統學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 1967年的《共產黨中國的軍隊：朝鮮戰爭及其后果》，²⁶ 羅伊· 阿普爾曼(Roy Appleman)1990年的《朝鮮的災難：中國人挑戰麥克阿瑟》，²⁷克雷·布萊爾1987年的（Clay Blair） 的《忘卻的戰爭：美國在朝鮮，1950－1953》，²⁸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1987年的《朝鮮戰爭》²⁹ 艾倫·梅萊(Allan Millett)的《為朝鮮而戰：1950－1951，戰爭來自北方》，³⁰以及威廉·斯迪克(William Stueck)1995年的《朝鮮戰爭的國際視角》。³¹貫穿這些正統派著述的一條主線就是維護美國參加朝戰的必要性、正當性，直接或間接地回應修正派早期對美國戰爭政策的批評；與之并行不悖的是，一些面向公眾的通俗讀本，也致力于描述朝戰中美軍的“被遺忘的”戰績，尤其是二次戰役期間美陸戰1師在東線的“有條不紊的”撤退，著名政論作家哈伯斯塔姆去世前完成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一書就屬此例。³²

美國關于朝鮮戰爭研究的相當部分著述是針對具體軍事議題的“專業”研究，如戰爭的起因、韓國軍隊的表現、盟國的作用、對各軍兵種的評估、后勤、協同作戰等。³³英國Ashgate出版社即將問世的朝戰文集洋洋32章，涉及朝戰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戰前態勢、各參戰方（美中蘇英南北朝鮮加聯合國）的作用、美國各軍兵種的表現、核武器／化學武器／細菌武器問題、后勤、兩棲作戰、情報、特種戰爭、釜山之戰、運動戰、陣地戰、戰后安排等專論。

四、 “現實派”衰敗之“中國因素”

美國眾多研究中國在朝戰中的作用和表現的著述，大體上可分為“意識形態”和“現實主義”兩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政治學者艾倫·懷廷（Allen Whiting)1960年出版的《中國跨過鴨綠江：中國參戰決策研究》。³⁴懷廷根據大量的中國官方資料研究后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作出參戰的決定是根據其安全利益，是由于中國的安全受到威脅。懷廷的這一結論，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學派”——即中國參戰是基于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或中蘇朝“陰謀論”）——是一個巨大沖擊。根據懷廷的分析，中國在安全問題上的動機和作為，其實與其他國家一樣，都包涵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成分，其潛臺詞是：即便是共產主義制度的國家也有“合理的”安全訴求。60年代是冷戰高峰時期，麥卡錫主義的余毒仍在施虐美國，懷廷提出此種“出格”的觀點，不僅需要嚴格的立論和考證，還要有相當的勇氣。

懷廷的現實主義論點影響了西方整整一代中國問題學者 ，在相當程度上為中美關系最終破冰排除了一些觀念上的障礙。³⁵無獨有偶，對懷廷的現實主義解說的“修正”，卻出自兩位中國背景的學者之筆。中國留美學者陳堅1994年所著《中國通向朝戰之路：中美對抗的之形成》一書，認為中國卷入朝鮮戰爭的主要致因是毛澤東本人的反帝信念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與美國和西方在朝鮮對抗，符合毛澤東本人在國內改天換地和重塑國際體制的理念；陳認為中國出兵朝鮮的決定早在美軍的仁川登陸之前的1950年8月就已經作出，而這遠在美軍越過三八線之前。³⁶陳堅的論著在西方史學界引起轟動效應，因為他完全推翻了懷廷的現實主義觀點，否定了中國在東北亞的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