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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電影、電視劇在文化產業化的政策推動下，已經成為當下中國主流文化的代表，不僅形成了一定的市場規模效應，而且也是展示、觀察中國社會變遷的文化窗口。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崛起成為一種可見的、可感的事實，中國的自我想象和文化表述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比如出現了一些有中國主體意識的表達、中國與西方也開始平起平坐了，甚至有中國特色的敘事也具有了普世意義等。

本文主要以近些年熱映、熱播的影視劇為例，來嘗試描述中國崛起時代的文化經驗，大致總結出三種有典型意義的中國故事：

一是對國家、體制的重新認同，這一方面體現在一些高票房的有國家意識、大國情懷的作品（如電影《戰狼》、《湄公河行動》等），另一方面人們對國家制度的內部改革、清明政治充滿渴望（如電視劇《北平無戰事》、《瑯琊榜》、《人民的名義》等）；

二是表現青年吊絲化的作品，青年主體越來越對再階級化的社會處境感同身受，他們一邊吐槽、哀嘆，一邊強迫自己認同于主流邏輯（如電影《心花路放》、電視劇《歡樂頌》等）；

三是對改革開放的再反思，特別是對1990年代社會轉型的再評價，一方面呈現90年代體制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危機（如電視劇《大工匠》、《下海》、《蝸居》等），另一方面懷念社會主義單位制空間（如電影《黑處有什么》、《少年巴比倫》、《八月》等）。這些不同面向的中國故事共同拼貼為一個多元的、復雜的中國，也為更加辯證地理解中國崛起所引發的社會效應提供一種文化視角。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新的國家意識與文化認同

1980年代以來出現了兩種文化形態，一種是借鑒于港臺、日本、美國的流行文化、商業文化，這種文化傳遞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等價值觀，第二種是1980年代末期出現重新宣傳紅色歷史、愛國、愛黨等價值觀的主旋律。這樣兩種文化盡管存在著裂隙，但在反思革命文藝、批判計劃經濟體制的意義上，又有著高度共識。

1990年代主旋律開始從傷痕、反思的廢墟中走向以民族國家、現代化為核心的新主流共識，與此同時對體制的反思、對革命的嘲諷依然是大眾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1990年代驟然加速的市場化改革也需要這種反體制文化的配合，使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危機和矛盾變成一種“舊體制惹的禍”，于是，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的國有企業在“抓大放小”的鐵腕改革中變成一種被犧牲的社會陣痛。

新世紀以來，經濟上與WTO全面接軌、政治上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社會領域由雙軌制變成單軌制，中國進入經濟高速起飛的階段，國家主義、民族復興逐漸成為一種具有統合性的新主流話語。在這種背景下，以電影、電視劇為代表的流行文化出現了三種新的表述，一種是現代主體，二是大國意識，三是對清明政治的向往。

首先是現代主體的浮現。

2017年初，騰訊投資的網絡獨播劇《鬼吹燈：精絕古城》熱播，點擊量超過40億人次，這顯示了移動互聯網和手機等新媒體在文化傳播領域的影響力。這部網劇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味，這不僅是一部中國版的印第安納·瓊斯式的《奪寶奇兵》，更重要的是借摸金校尉胡八一的知青、越戰老兵的身份把中國當代史鑲嵌到尋寶、探險的故事里，從而使得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革命歷史與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歷史對接起來，并用這種對未知、他者之地的探險來表達一種帶有殖民色彩的現代精神。

《鬼吹燈：精絕古城》劇照（圖/東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