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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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我們朝外看，現在是世界對我們充滿好奇
那類很明顯讓人能感受到中國國家力量、價值觀念的電影很難輸出，也很難進入到國際主流商業院線。可能只有一些中國的藝術電影在歐洲國家的藝術院線有一定的吸引力。電影走出去的背后，還是需要國家力量走出去，與此相匹配，我們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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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讀王小波到參加反美游行，我的思想開始轉變
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到三角地看各種大字報并抄錄下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記錄歷史。幾個月之后，我又參加了另外一場慶祝國慶五十周年的大游行。在穿著統一服裝的游行隊伍中，我并沒有感覺到個人的渺小，反而有一種歷史的參與感和自豪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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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國產影視都拍了些什么
面對世界格局的劇烈調整，中國社會內部形成兩種彼此矛盾又分外強烈的情感結構，一是對新的崛起中國的認同，從文明深處中尋找自信，二是吊絲的現實處境帶來深刻的社會焦慮。人們精神分裂般同時存在于偉大崛起的大時代和卑微弱勢的小時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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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占中”電影和亞洲廣場運動
中產階級呈現了兩種秉性：一種是去政治化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種是政治化的（作為捍衛個人權利的人權斗士），但講述民主化運動時，其本身帶有的經濟訴求為何消失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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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中國大片只講了一個故事
這十余年來，國產古裝武俠大片基本在講述同一個故事，即如何從“江湖”走向“宮廷”。從《英雄》開始，江湖情仇逐漸轉移為廟堂斗爭，到《夜宴》《黃金甲》，已經看不到“俠客”，唯有無休止的王權爭奪。[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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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體制的瓦解與重組
本文把“體制”作為理解中國電影與社會轉型的關鍵詞。在中國的語境中，“體制”經常被認為是看得見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把看不見的市場之手視為“非體制”、“反體制”的力量。這本身是一種刻舟求劍式的誤讀，因為市場化、“非體制”化的推手恰好來自高度集權的國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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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在春天里賣夢
電視真人秀這臺造夢機以夢想編織了一個不同于現實矛盾的敘事，竭力講述著雙重故事。這些故事與其說向人們展示了一種逆襲成功的希望，不如說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經的勤勞致富、公平競爭變成了一種賭博游戲和賭徒心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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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想象，誰的民國？
這種去政治化的民國想象中滲透著充裕的政治偏見，這就是在這幅風姿綽約的民國圖景中唯獨沒有左翼知識分子、革命、蘇區、解放區的位置。人們“心知肚明”這種民國范兒是誰的民國、是哪一個民國。這種民國世界中反叛者的缺席，使得民國好風光無需面對為何最終付諸東流、煙消云散的疑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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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外企的腹黑與白領的國企夢
看完剛剛落幕的職場情感大戲《浮沉》，就會明白什么叫“風水輪流轉”，身居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穿著時尚光鮮的外企白領，竟然最終“愛”上了偏居中小城市、人到中年的國企廠長。如果說2009年滕華濤團隊打造的《蝸居》中妹妹海藻與市長秘書宋思明的“小三”故事依然要以悲劇收場，那么三年之后《浮沉》中白領喬莉和國企廠長王貴林則無需“偷偷摸摸”、無需經歷靈魂與道德的拷問，他們光明正大地找到了“真愛”。如果借用《蝸居》中海藻詢問/質問宋思明為何老百姓買不起房子時，宋思明不得不赤裸裸地說出“資本市場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練的角色”的話，宋思明之所以能夠“信誓旦旦”、“毫不掩飾”地說出“真理”，是因為他認為“原本在光鮮亮麗的背后，就是襤褸衣衫”，這種“繁華下的沉重”是必然的，“這是一種趨勢，我們回不去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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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風者》：香港人的大陸故事
香港的“麥莊組合”（麥兆輝和莊文強）再度聯手推出諜戰電影《聽風者》，這部電影已經累計票房超過2.5億元，一洗2011年麥莊推出的古裝大片《關云長》票房慘敗的恥辱。對于這部電影引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爭議，一種看法是這部電影太“紅色”了，喪失了香港電影的特色，另一種看法就是這部電影太“不紅色”了，香港導演拍不了大陸諜戰片。早在《聽風者》之前，在美國的華裔導演李安拍攝的《色戒》（2007年）、臺灣導演陳國富拍攝的《風聲》（2009年）都是諜戰題材，而且與《聽風者》相似，都選擇女性作為正面人物、并最終讓這些女特工獻出生命。這些影片為成長于后革命時代的80后、90后們提供了一種進入歷史的情感方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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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傳》啟示錄：“屌絲”有沒有其他出路？
熱播劇與流行文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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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傳》啟示錄：“屌絲”有沒有其他出路？
從帝王戲、家族劇、新革命歷史劇，到諜戰劇，最后到宮斗劇，你可以看出一個男性的故事變成一個女性的故事；也可以看出一種個人奮斗的故事變成了只能在既定的規則與游戲之下，成為一個既定的贏家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90年代中后期我們對中國社會有一個關于市場自由競爭的想象，形成了逐漸走向一種自由競爭的失敗，或者權利的固化、壟斷的故事。那么這是《甄嬛傳》的一個背景。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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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瑜：歷史記憶的償還與新歷史主體的詢喚
體想象有效倒置了50-70年代及其革命史中的主體位置，在從革命主體到現代主體的轉換中，抹去了革命主體對于現代性暴力及壓抑的內在批判。而對這種現代主體的詢喚無疑與對“大國崛起”的世界歷史的敘述是吻合的，不在是廣大的第三世界、亞非拉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剝削、欺壓的歷史，而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探尋自我崛起的成敗史。可以說，這種主體位置與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的自我調整與定位有關，也密切聯系著大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的現實訴求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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