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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維也納之戰

神圣羅馬帝國內部的封建結構因信仰分裂而起戰端，固然是德意志30戰爭的內在原因，問題在于，內戰給周邊的政治單位帶來可乘之機。因此，德意志30年戰爭是但卻不僅僅是宗教戰爭，法蘭西王國雖然信奉天主教，由于首相黎塞留主張王國利益高于對上帝的信仰，為了削弱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勢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加強在德意志邊界諸侯國的地位，毅然支持新教聯盟。今天的歐洲史學家仍然認為，“盡管宗教經常加劇既存的地緣政治分裂，卻永遠無法超越政治。”[52]

當時的丹麥已經攫取了德意志的部分領地，又企圖進一步向德意志北部擴張，瑞典則想把波羅的海變成自己的內湖；英國既擔心奧地利在德意志西北部和北海地區增強勢力，又擔心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各國變得強大起來；俄國也參加進來，則是為了收復波蘭王國武裝干涉俄國期間被波蘭立陶宛王國侵占的領土。

對于歐洲人來說，德意志30年戰爭是整個歐洲歷史記憶中的永恒傷痛。戰后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確立歐洲均勢之后不久，在戰爭中崛起的瑞典企圖成為帝國，再次打破均勢。1713年的烏特勒支和約試圖抑制瑞典與奧地利的沖突，穩固歐洲均勢，但在短短半個世紀里（至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歐洲仍然發生了多次合縱連橫的聯盟戰爭。瑞典敗在彼得大帝手下之后，普、俄、英等王國崛起，歐洲均勢再度發生變動。

隨著地理大發現而來的殖民擴張，歐洲的結盟戰爭逐漸擴大到全球范圍：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被史學家稱為世界歷史的歐洲式現代階段的第二次30年戰爭，不無道理。無論是17世紀的德意志30年戰爭，還是20世紀的全球化30年戰爭，人們很難說清，戰爭的起因究竟是因為信仰自由，還是因為隨歐洲式的國家整合過程而來的地緣政治沖突。由此可以理解，意識形態與聯盟戰爭的關系迄今仍然是讓政治史學深感困惑的問題。[53]

新中國與歐洲式聯盟

科耶夫在報告中提出，戰后法國應該致力于與西班牙和意大利結成加盟式帝國，顯得十分接近古典的聯盟觀念，即尋求確立新的歐洲均勢。眼下的態勢十分明顯：美英同盟和蘇聯已經形成兩大“加盟式帝國”政治體，今后所有民族國家型的政治體都只能在這之間做出歸屬性選擇：要么親美英同盟，要么親蘇。法國這樣的國家如今若要與這類“加盟式帝國”叫板，只會自取滅亡，無論自己有多強大。

科耶夫估計，從地緣、經濟和政治傳統以及心理上的“風土人情”上講，法國會選擇美英帝國。因此，科耶夫說了一句讓戴高樂聽起來不順耳的話：

一個孤立的法國，它的未來或多或少都會是一種經過偽裝的“主權狀態”。并且，如果其他歐洲國家也固守其“民族的”政治孤立性的話，它們的命運也會如此。（頁13）

這話聽起來像是說，現代西歐式的民族國家的世界歷史階段已經成為過去，歐洲近幾百年努力爭取的“國家主權”無一不是歷史泡沫。其實，在世界歷史的歐洲式現代階段，這種有權無實的主權國家狀況司空見慣。均勢狀態實際上是大國之間達成的權力平衡，而大國勢力往往靠聯合其他小國的結盟方式來獲得。因此，科耶夫的所謂“加盟的民族國家構成的‘帝國性’聯盟”說到底并非真的具有后現代性質。

從科耶夫所說的15世紀以來的歐洲現代階段來看，歐洲均勢經歷過三次大的結構性轉變。第一次以17世紀中期的德意志30年戰爭結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志，第二次以19世紀初結束的拿破侖戰爭為標志。這時的俄羅斯帝國早已深度介入歐洲的地緣政治沖突，成為歐洲均勢中極為重要的結盟因素。第三次歐洲均勢以20世紀的30年戰爭結束為標志，顯而易見，與此前兩次不同，歐洲均勢已經擴展為全球均勢——盡管地緣政治沖突主要集中在歐亞大陸。

我們的政治史學值得看到，所謂全球均勢不過是歐洲均勢的擴展。這意味著，歐洲現代文明中的好東西和壞東西會一并蔓延到亞洲。對中國智識人來說，必然面臨一個被迫學習什么的重大問題。如果把歐洲現代文明中的壞東西當作好東西，那么，中國文明遲早會遭遇自我毀滅。比如，一種自20世紀初以來就在中國學界時隱時現的觀點，在21世紀初又一度成為不少人信以為真的顯論——據說：

如果中國不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亞洲像歐洲那樣聯合起來的前景就很暗淡，因為，與一個中央集權大國聯合的中小國家政府，總會擔心自己有可能成為地方政權。[54]

論者得出這一觀點的歷史依據是，“世界權力中心將從北美重新回到聯合起來的歐洲”，因為，歐洲文明的精髓在于“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聯姻。據說，“在世界歷史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有兩次最成功的聯姻。”第一次是16世紀的英國，通過“亨利八世造羅馬教會的反”而喚起的英國民族主義，推動了英國的“宗教自由主義”；第二次是18世紀末的美國獨立戰爭，“《獨立宣言》是民族主義與個人自由精神的完美結晶”。據說，這兩個國家都是憑靠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姻而成為了“世界歷史舞臺的中學”（同上，頁2 - 3）。

情形真的如此嗎？我們需要認真地深入認識歐洲的現代歷史，而且還得隨時準備犯錯，否則，我們難免說話也語詞咬音不準。什么叫“宗教自由主義”？何謂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聯姻？

也許，對于我們來說，要理解這種聯姻，更為恰切的史例應該是著名的波蘭問題。在第一次被俄、普、奧三國瓜分（1772）之前，波蘭不僅是當時中歐最大的國家，而且算得上一個有歷史的王國，與神圣羅馬帝國一樣施行選舉君主制。在成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要么是“自由主義”、要么是運氣，波蘭始終沒有經歷絕對王權的洗禮。

隨著俄國的崛起和西擴，這個君主國被國內的兩大地方貴族集團的對立搞成分裂狀態：拉多姆（Radom）同盟親俄和東正教，巴爾（Bar）同盟親西方和羅馬天主教。應巴爾同盟邀請，盧梭為波蘭政府設計了“改革規劃”（1771）。[55]盡管盧梭才智超群，他的政改設計也沒有來得及讓波蘭避免被瓜分的命運。

波蘭被瓜分后，鼎力支持波蘭復國的恰好是新教的英國。但英國是為了讓波蘭完成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聯姻？未必。毋寧說，波蘭成為英國站在最佳的政治地緣位置干預歐洲事務的著力點。畢竟，自18世紀以來，英國積極拓展海外殖民地，與歐洲大陸的關系若即若離。通過在海外殖民形成聯邦式政治體之后，英國作為域外勢力介入歐洲爭霸就有了絕好的本錢。20世紀的第一次歐戰后期，美國一改“孤立主義”政策介入歐洲沖突，與英國的介入模式如出一轍，而且地緣政治位置更佳：英國免受歐陸國家的攻擊僅僅憑靠狹窄的海峽，美國則憑靠一個大洋。

第一次歐戰結束后，戰勝國英法美同盟主持的“和約”不僅讓波蘭復國，還高明地制造出一個極富自由民主色彩的但澤走廊，甚至讓名義上的戰勝國俄國也把18世紀所瓜分到的波蘭土地從肚子里吐出來。這一結果隨即引發了波俄戰爭（1919），蘇維埃共和國并不認可與專制的沙俄帝國一刀兩斷。接下來的結果眾所周知：1939年，德國要抹去“欺人太甚”的但澤走廊，發動了史稱“入侵波蘭”的戰爭，于是，20世紀的第二次歐戰爆發。

波蘭問題起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均勢極為脆弱，拿破侖戰爭之后，“神圣同盟”建立的短暫均勢很快被民族主義國家興起的浪潮沖垮，波蘭仍然沒有復國的可能。由此看來，波蘭問題有如一根燙手的紅線，貫穿自16世紀以來的整個歐洲現代歷史。科耶夫撰寫報告書之時，波蘭成了蘇聯集團的附庸國，如今的我們則看到，1990年蘇聯瓦解后，波蘭成了北約的附庸國，讓美軍的導彈部署在自己的美麗森林，成了俄國導彈直接瞄準的目標。這與其說是“歐洲聯邦化”的偉大夢想正在實現，不如說是16世紀以來的歐洲民族國家階段還遠沒有結束。

波蘭問題是現代歐洲歷史的一面鏡子，我們的政治史學則值得看到，在20世紀的30年戰爭的第二階段，中國才成為歐洲式全球均勢中必須被考慮的結盟因素。我們應該問：被誰考慮？顯然是被歐洲式全球沖突中的大國考慮。換言之，中國僅僅是歐洲均勢格局中被大國考慮的因素，而非在均勢格局中自己掌握主動權，考慮全球均勢應該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