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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聽起來離我們很近，看似頗為切合我們晚近40年來的經驗，因此筆者不惜大段原文照錄。盡管如此，霍布森沒有提到兩個前提：第一，被如此開發的中國自己有能力重新組織起來；第二，周邊的國際環境允許中國重新組織起來，畢竟這需要時間。第一個前提當然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但與第二個前提并非沒有關系。何況，霍布森沒有提到，在帝國主義階段即第二階段，英國等列強“占領外國領土”后進行的是掠奪性投資，這已經是歷史的既存事實，帝國主義要按他的建議改弦更張已經來不及。

由此可以看到，列寧與霍布森–考茨基的“反帝”論的根本差異在于：資本主義帝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關系與資本主義帝國與受民族壓迫的國家之間的歧視性關系有本質差別。用通俗的話來講，資本主義帝國之間的戰爭是狗咬狗，受壓迫的民族國家反抗資本主義帝國的戰爭是人打狗。按照這一區分，即便對二戰也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英美法俄與德日的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有本質上的差異。

民族國家與后現代轉折

回頭看科耶夫的說法，顯而易見，他所謂的世界歷史的后現代轉折與霍布森的說法很相似。難道我們應該說科耶夫也是修正主義者？與具體的歷史語境和政治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品質。即便蘇聯的官方理論家也承認，列寧的“反帝論”直接針對當時歐洲的歷史語境。[40]即便粗略對比一下科耶夫的語境與1902年尤其1915年的語境，我們也不難看到，決定性的差異在于：列寧認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的歷史預見已經實現，而且是第一次歐洲大戰的結果。如今（1945年），第二次歐洲大戰剛剛結束，科耶夫鼓勵戰后法國向蘇聯學習，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帝國聯盟，很難說給他扣上“修正主義”帽子。

科耶夫明確告訴戰后法國的擔綱者們，法國應該“明白而徹底地宣布‘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已經終結，而法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在政治上也已經一去不復返”。他隨即補充說：

這個終結同時也是一個起點，并且至少是在這里，死亡也是一種重生。因為民族國家能夠而且也必須要經由一個由加盟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性聯盟來超越自己，在這個國際性聯盟里面，民族國家必須而且也能夠重申自己在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特殊性，而辦法則是通過一種和平、友好、平等而自由的競爭，將這種特殊性呈現給這個它通過消除自己作為一個排他的、孤立的民族國家而創建起來的龐大組織。（頁19）

蘇聯不就是“一個由加盟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性聯盟”的共和國嗎？在科耶夫眼里，蘇聯當然是一個帝國。由此來看，要說科耶夫給戰后法國的擔綱者們的建議聽起來具有列寧主義色彩，不會離譜。

1942年8月德國第24裝甲師前往斯大林格勒

科耶夫非常敬佩斯大林，在今天的絕大多數智識人看來不可思議。科耶夫則認為，斯大林讓列寧締造的社會主義式加盟帝國得以挺過經濟難關，快速推進工業化，并憑此頂住了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裝甲化閃擊入侵，當然值得欽佩。這并意味著否認斯大林的好些統治手法愚蠢之極。希羅多德筆下的科林多僭主，也讓人感到善惡難辨，甚至得到人民愛戴。科耶夫不會愚蠢到無視常識的地步：如果斯大林更為明智，那么，他會做得更好。

無論如何，蘇聯在1990年代瓦解，絕非所謂“歷史必然”。毋寧說，蘇共長期官僚化，政治才干的血脈日益堵塞，平庸之士和曲意迎逢之才成了黨的中堅力量，是蘇聯瓦解的根本原因。普京說過，誰要是認為蘇聯瓦解是好事或歷史必然，那他在政治上肯定是個白癡。

1957年，科耶夫應施米特邀請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做過一場秘密學術報告。[41]報告會在封閉的小圈子內舉行，科耶夫開場就強調，他是以“個人”而非“法國官員”身份做報告，因此“會非常有意識地同時也是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性的或者可能會帶有一點政治色彩的東西”（頁188）。其實，科耶夫特別強調這一點，僅僅因為他的報告將表明，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1957年的冷戰狀態下，科耶夫亮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姿態顯然會自惹麻煩，何況他還是法國政府高層官員。盡管如此，科耶夫在報告中仍然勇敢地表達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科耶夫的馬克思主義觀顯得具有“奧康剃刀”式風格，即重在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核心，使之發揮現實政治活力，而非侈談教條或揪住枝蔓理論掉書袋。他開宗明義地說，馬克思主義誕生于世界歷史的現代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并直接針對資本主義的歷史問題。因為，馬克思賦予“資本主義”這個詞“一種非常精確同時也帶有特殊經濟意味的含義”（頁189）。同樣，列寧繼承馬克思，賦予“帝國主義”這個詞的含義也帶有特殊的經濟意味，即“壟斷資本主義”。[42]

在戰后歐洲的國際情勢中，科耶夫如何進一步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呢？他說，誰都看到，資本主義在戰后活得很好，歐洲并沒有爆發普遍的社會主義革命，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科耶夫接下來就反駁說：馬克思所預言的社會革命在歐洲沒有發生，“并不是因為他在理論上錯了，反倒是因為他在理論上正確。”（頁190）因為，《資本論》的核心論點在于，“剩余價值”是否惠及多數人而非僅僅惠及少數人。歐美沒有爆發社會革命，恰恰因為歐美大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利潤讓“剩余價值”更多地惠及了多數人，以至于歐美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盡管如此，憑常識我們也應該知道，資本家為了自身的利益讓更多的人因分享“剩余價值”而富裕起來，不等于資本家的利己之心成了高尚且偉大的品性。

科耶夫接下來說，可是：

我們看到，在當前，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屬于一個獨享技術進步之利益的歐美小數派（a Euro – American Minority），因為，這個進步使得這個少數派的收入在年復一年的膨脹；但與此同時，亞非多數派（the Afro – Asian Majority）固然在絕對的意義上沒有變得更加貧困（從物質角度來講，這絕對不可能），但從相對的意義上來說，卻更加貧困了。與此同時，這一現象所牽涉的絕對不是兩個在經濟上彼此分離的體系，因為在歐美和亞非之間有非常活躍的經濟往來。

但是，這個體系的建構方式如此之不合理，乃至那個較小的部分每年都在通過它獲取更多的利益，而另外那個較大的部分卻絕對沒有將自己提升到高于維持生存的絕對最低線水平。（頁193 - 194）

與霍布森在1902年的言論對比，很清楚，科耶夫繼承的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立場，即技術進步或生產力的提高所獲得的“剩余價值”，應該讓大多數人獲得福利。科耶夫甚至強調，至于“剩余價值是由私人來投資，還是由國家官僚來投資”，“并沒有關系”。所謂“由國家官僚來投資”創造剩余價值，顯然指當時的蘇聯帝國。換言之，社會主義性質已經不取決于“由私人來投資，還是由國家官僚來投資”創造剩余價值，而在于私人資本家或國家官僚是否獨享剩余價值。因此，科耶夫說，馬克思感到義憤的是，技術進步創造了資本的剩余價值，“勞動群眾卻被置于生存的最低線。”（頁192）

科耶夫的這份秘密報告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他在1945年報告中提出的“拉丁帝國”構想。[43]他不僅期望“拉丁帝國”能在“彼此仇視、彼此對立”的斯拉夫 - 蘇維埃帝國和新教的美英帝國之間起“緩和作用”，更重要的是，“拉丁帝國”應該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帝國與資本主義帝國抗衡：發明技術進步的歐美帝國中的“大多數人”富裕起來，不等于大多數亞非國家中的“大多數人”富裕起來。

科耶夫說，他提出“拉丁帝國”這一構想，為的是把握“決定一種普遍意志的[歷史]機會”。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普遍意志”作為一個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觀念]，就是國際社會主義的觀念（頁20）。既然這個觀念帶有“政治理想”性質，我們只能稱之為一種夢想。

1945年的中國還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夢想——只有一個人除外，而且比科耶夫早差不多近10年就已經產生這樣的夢想。科耶夫提交國是報告一個月之后（1945年10月初），正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刊布了寫于1936年的詠雪詞，表達了自己早就有的對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式期待：為世界帶來社會主義的大地法。

1936年春，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等人在長征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