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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平衡與“合理使用”

戲仿的娛樂性和批評性受到相當一部分人穩定的歡迎，有一定的消費市場，標識了其社會價值；隨著知識群體的擴大和城市化，可以想見，戲仿的社會需求，進而其社會價值，也會進一步增加。但好東西也不能吃多了。因此我們還必須考察一些爭議，了解戲仿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損害其他好東西—那些同樣值得保護的個人和社會的利益。中國的《著作權法》可以在法律規定上對戲仿“不著一字”，但中國社會中各種權利的沖突已不允許它“盡得風流”了。

至少某些戲仿確實可能損害一些值得保護也已為各類法律保護的權利和利益；在某些情況下，戲仿的特點也令它比其他作品更容易在法律上視為侵權。

例如，由于戲仿依賴于觀眾對被戲仿作品的熟悉，因此必須借用相當數量受著作權保護的材料。這會使得戲仿看起來彷佛是在搭被戲仿作品的便車，比其他作品更容易有侵權的嫌疑；也不能排除有人為了借戲仿之名以各種方式有意搭被戲仿作品的便車，甚至不正當競爭。為了追求效果，戲仿也一般趨于借用知名度高、風格顯著的作品，因為被戲仿作品或其作者越是知名，戲仿的受眾就會越廣，被戲仿作品的風格越顯著，受眾就越容易辨認，而這就不利于保護“名牌”。這些特點都更可能引發侵權或其他訴訟。

批評也使戲仿很容易受到指控。批評總是得罪人的，一針見血的批評更是如此。顛覆一部作品或某一流派的作品，都會觸動在這些作品上有既得利益的人們—不僅是作者，而且有其他利益相關者，例如商業影片的投資者，或者其他被批評的對象。表達方式上的“戲”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不僅原作者，而且還有許多受眾，特別是當涉及某些在特定群體看來特別神圣的人和事之際。在特定條件下，戲仿甚至會引發大規模的群體沖突。[46]

還必須考慮被戲仿作品的某些特點。例如，《無極》是投資巨大剛剛制作完畢進入市場熱銷的、受著作權保護的最新產品。盡管知識產權法針對知識財產衰變有相應的制度調整，如《著作權法》和《專利權法》規定的保護期限；[47]或是給予了某些在其他情況下可能被視為非法的特別保護，如區別定價(價格歧視) ；[48]但電影的市場衰變率往往特別高，不但是季節性的，并且往往是一次性消費的。[49]如果允許無節制的戲仿，就會出現以戲仿名義的變相盜版；不但會剝奪作品創作者的商業利益和投資動力，而且長遠看來，倒霉的最終是最廣大的受眾，包括那些喜歡戲仿的受眾—因為戲仿者和以戲仿偽裝的侵權者最終會發現市場上沒有什么值得或可以戲仿和侵權的作品了。這一點是知識產權法的常識，不再多言。

但由此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對諸如電影這類衰變率很高、一次性消費的產品，知識產權法上有必要對戲仿借用材料之數量給予嚴格限制。

已經提到的是，在當代中國，戲仿還可能侵犯作者或他人的其他合法權利。一是個人的名譽，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手機》中的戲仿。我們每個人都不希望自己被無端嘲弄，不希望沒有根據的、公眾對自己人格的猜疑，哪怕自己是某種意義上的“公眾人物”。二是與此相關的被批評者的聲譽。戲仿可能減少了他或她在職業市場的潛在交易對象，從而降低了他或她在職業市場上的競爭價格。《無極》導演的憤怒—我已經提到—主要在此。

因此，在當代中國，戲仿的法律保護必須有宏觀的、多方面的利益平衡。首先必須以中國現有的社會實踐為基礎系統思考戲仿法律保護的長遠后果，同時還應充分考慮法律和司法的固有特點和局限。此外鑒于目前戲仿的主要受眾是都市中青年知識群體，戲仿方式多種多樣，因此具體的判斷必須應更多基于法官在具體案件司法中對諸多細節和所涉及的相關利益的精細考察，以及基于學界對相關案件的細致分析評論，很難以抽象的法律條文，以規則形式予以統一規制，只能將相對靈活的“合理使用”原則延及戲仿和有戲仿因素的作品。中國的《著作權法》應作出相應修改或以司法判例予以確認。

對戲仿予以“合理使用”的保護也有一定的國際國內的實踐根據。我不想多提國外特別是美國的司法經驗；[50]而想指出，盡管當代中國對戲仿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有學者依據“明示排斥默示”原則甚至認為《著作權法》已經將戲仿徹底排除了，但在我們這個似乎不大習慣戲仿的社會中，基于習慣和慣例以及相關法律條文，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對戲仿的某些實際是基于“合理使用”的限制和保護。有一部分戲仿，由于被戲仿作品的原因，一直不被視為侵犯知識產權。例如戲仿法定無著作權保護的作品(例如法律)[51]或超過著作權保護時限的作品(例如張衡的詩歌)。[52]許多作品中出現的戲仿片斷，盡管既非“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也沒有依照法律要求“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53]實際也被視同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54]若是死扣法條，有些戲仿涉嫌侵犯著作權或其他法定權益，卻為權利人出于利益籌劃有意忽略了，實踐中也視同“合理使用”了；典型的是電影《大腕》中對諸多商標戲仿。[55]甚至一些作為相對獨立作品的戲仿，[56]由于無人質疑，也已被社會規范和法律默認為“合理使用”了。這表明，是否合理使用最終是社會共識的產物，而不完全是、也不可能是法律條文規定的。在當代中國，即使還沒有法律條文規定戲仿適用“合理使用”原則，這卻已是社會中普遍接受的一般原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