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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戲仿之社會功能的再考察

說到透支，這就涉及到另一個法律領域，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特別是，面對諸如電影這樣的消費品，面對與之相伴的大量廣告宣傳，如果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感到不滿，他或她是否能夠以及如何獲得某種救濟和保護？在這里，我們會再次看到《饅頭》的社會功能。

還是必須強調電影的特點。消費品中可大致分為信用品和檢驗品。檢驗品則一般可以在消費之前通過其他措施檢驗是否達到某種技術標準，例如汽車；有些是多次消費的，例如激光唱片或書籍，因此可以預先試用。但電影不同，它必須高度個性化，無法標準化；而且，觀眾的藝術偏好往往很難確定，在現代社會中已變得格外多元，且會有較大差異，有時還會受流行的影響，很難適用統一的產品質量標準(許多文化產品都有這個特點) 。這就使電影產品的質量判斷很難，既不能完全無視消費者，也不能僅僅迎合消費者。觀眾的口味確實常常決定了一部電影的命運，但不時也有個把本不被看好但具有創新性的作品會適時引發和培養出一種新的藝術口味。電影《大話西游》在中國內地市場的曲折命運最典型說明了這一點。[61]此外，除了極少數經典外，絕大多數電影還都是一次性消費的，為了防止消費者欺詐，也不能“先嘗后買”。由于這些特點，因此，電影屬于比較典型的信用品(credence good) 即，只有在消費中，甚至往往只有接近消費結束之際，消費者才可能判斷產品是否物有所值。但在選擇消費之前，出于效率的考量，消費者更多看重導演、演員的名氣來選擇消費哪部電影；或者需要某種“購物指南”——可信、可靠的電影批評。由于這一特點，近年來電影作者已經日益重視電影宣傳，無論是商業廣告還是電影批評 (可視為另一類廣告)。

《大話西游》劇照

但聲譽和批評都需要一個穩定的、長期博弈的、分工細致的市場，而轉型中國的電影市場還很不完善。例如，中國電影市場的轉型帶來的一部分導演實際上的“轉業”，從文藝片轉向商業片，他們有意無意地會把因拍攝文藝片獲得的聲譽挪用到拍攝商業片上，事實上出現了某種職業聲譽透支的現象，因為這種文藝片聲譽不是消費者選擇商業片的一個可靠購物指南。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甚至更進一步加劇了這個問題，甚至造成一個短時段的信息壟斷。相關的電影批評有類似的問題，甚至不排除有某些所謂的批評是某種友情贊助甚或有償購買的，因此名不副實。即使真誠的文字批評在今日社會也不夠有效，有地方性。因此消費者和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電影市場上實際上變得日益懸殊。電影產品的“季節”特點和一次性消費也都使得市場信息的反饋至少在某些情況下不夠及時，消費者很難對作者的聲譽透支做出及時有效的“制裁”。一旦消費者對作者提供的電影消費(產品或服務)失望甚至不滿，他既無法放棄這個消費，也無法證明這個產品或服務有缺陷或不合格，因此就很難尋求正式制度有效保護其權益。看電影因此變成了一個“風險自擔”的消費。甚至從成本收益上看，也不值得為80元電影票錢去打一場耗時費力的官司。甚至還必須考慮到，不滿的消費者有時還需要及時的、有針對性的情感宣泄。

在這一背景下，特別是在當代中國社會文藝批評很難、批評形式還很傳統的條件下，由普通的電影消費者自發制作的、在網絡上迅速傳播的批評性戲仿就具有了特別重要的社會功能。它首先警示了中國社會當下有質量的、及時的、可靠的文藝批評供給嚴重不足。更重要的是，它是針對目前中國電影市場的問題，由消費者自發生產的、向諸多潛在消費者免費提供的一種遠比影片投資者的商業廣告或其他文字形式的電影批評更為可信、及時和有效的消費指南；它具有一種特殊的產品質量控制的功能；通過迅速有效的信息傳播，它會聯合消費者，不允許質量較差的作品占據太大市場，甚至會將之完全趕出市場。

但這對于電影的作者也并非完全不利。不僅在有效控制了其他質量較差作品占有市場的同時它實際上已經為其他潛在地受觀眾歡迎的作品保留和開拓了市場，因此對這部分作者有利；而且，換一個角度，戲仿還與其他形式的真正文藝批評一樣，向所有的電影作者都反饋了一些電影消費市場的某些真實信息，便于他們了解受眾的偏好和反應，及時調整自己的生產。注意，這些信息都無需作者支付費用。

我倒不是說，作者必須虛偽地把顧客當上帝，顧客的口味就是藝術的標準。我知道，藝術品的衡量標準是時間；而即刻的市場，和即刻的民主一樣，有時更歡迎平庸和媚俗。藝術創作，事實上，可能是任何創造性活動，都需要作者一定程度的自信甚至孤傲。因此，作者完全可以拒絕接受反饋，堅信自己有能力重新塑造受眾的趣味和欣賞習慣，或者堅持只為特定的受眾服務。這些我都能接受，甚至支持。但這類作品的作者必須準備為自己的堅持支付代價，不應當把自己在某個文化場域因某個或某類作品獲得的文化資本轉移到另一個場域，試圖獲取經濟資本。[62]

從這個角度看，因此，諸如《饅頭》這樣的戲仿具有了超越消費者個人娛樂和情緒宣泄的社會價值。從其實踐后果上看，它是一種出于個人利益考量而無意中創造的公共善品，因此，只要不是過多借用了受著作權保護的材料，或是令人反感地侵犯了作者的名譽，也應當得到社會的和法律的保護。

上述分析還只是從文藝批評的維度展開的，但戲仿并不限于文藝批評，許多戲仿其實也有對社會的批評。魯迅先生對當時的淺薄肉麻愛情詩的調侃，王朔小說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對中國社會知識界的虛偽矯飾的諷刺，都是比較典型的。《饅頭》中也有這類的社會批評。甚至《饅頭》的批評可以視作對中國知識界一些人故作高深的哲人情懷的諷刺，對中國電影界的奧斯卡情節以及與之相伴的各類包裝的批評。這些批評未必對；也許正因此，《饅頭》只能調侃和戲仿；它沒有自信正義在手的堅定，未能高瞻遠矚地指出未來前進的方向。但給不出答案不等于不能發言。

甚至情感宣泄也不如同這個詞乍看起來那樣只有負面的意義。亞里士多德以及許多作家都認為文藝作品的功能之一就是情感的宣泄和釋放，[63]盡管方式可以多樣。戲仿引發了笑聲，引出了難堪和尷尬，但這總比憤怒指責對方無恥，然后威脅把對方拽進法庭，對于構建時下流行的“和諧社會”似乎也更有意義。就整個中國社會來看，戲仿的增多意味著轉型中國正在生長的一種新的思考問題和表達感受的方式。一位外國記者在評論《饅頭》風波時曾尖銳地指出，這一糾紛發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從總體而言，中國人還不習慣戲仿交流。[64]我不認為思考和交流方式一定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是，我們必須清楚意識到，無論我們個人是否贊同，戲仿以及與之相關的調侃，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都市比較年輕的知識群體(俗稱“白領”和“小資”們)中一種常見且有效的人際交流方式，一種可能因某種自我懷疑、自我限制而變得溫和的批評或表達異議的方式。它不那么堅定、崇高，但恰恰因此也就避免了更激烈的沖突。在過去20年里，這種思考和交流方式在整個中國社會，總體看來，正不斷增長和擴展。也許我們應當思考為什么，以及作為制度的法律該如何回應？

而這也呼應了本文一開始的主張，對于新型疑難案件或糾紛，必須包容但也有必要超越法條主義的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