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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嚴肅的政治哲學家，都不會回避被壓迫民族爭取本民族“國家自由”的問題，在整個民族都處在被奴役狀態的情況下，任何內容的“個人自由”都談不上。而無產者集團如何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其實早在16世紀讓·博丹論述民族國家主權問題時就已經說清楚了，比馬克思還要早300年。

博丹在《國家論六卷本》中說，實際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權的界定也罷，它們皆在于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正是這一勝利使一方擁有主權，而另一方則淪為臣民。也就是說，歸根結底，是武力和暴力創造了主權，“正是權力的物理決定性帶來了權力的完滿性”。這意味著權力的完整和統一，因為“只有聽命于一個唯一的統治者的統一，才能使共和國的全體成員結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賴于這種統一。一個擁有主權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正是他的力量賦予共和國的全體成員以特征。”[8]

哈耶克所代表的那個“自由人”資產者集團，無非是先于其他民族和其他階級，通過武力和暴力創造了主權，擁有了權力的完整和統一，然后先于其他民族和階級享有了“個人自由”，這就是整個帝國主義時代的故事，毫無可質疑之處。那么反過來，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要想完成同樣一個歷史過程又該怎樣做呢？不是只有通過產生一個人民領袖，然后“聽命于一個唯一的統治者的統一”，“使共和國的全體成員結為同盟”，通過反帝國主義的武力和暴力，和“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來創造出自己的國家和主權嗎？

而這不正是20世紀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革命建國的版本嗎？明明是作為哈耶克“自由人”資產者集團、“自由人”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對立面和反對者而獲得政治身份的國家和人民，怎么今天這些中國人莫名其妙地給自己戴上了哈耶克為他那個集團量身定制的帽子了呢？

哈耶克1947年創建的“朝圣山學會”，最初的名字原定叫“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其貴族立場鮮明且堅定。其目標是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因為這些主義就是新老貴族集團共同的敵人。朝圣山學會運行半個多世紀，也就是這個集團針對其他所有集團進行政治斗爭的半個多世紀。理論無非是斗爭武器，并不在乎是否正確，只要能適合政治斗爭需要，完全換另一套說法也并非不可。

該學會第七任主席，米爾頓·弗里德曼一語道破：“世界上再沒有人如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般，對鐵幕里的知識分子產生如此龐大的影響。他的書的翻譯本在那些國家的黑市被廣泛流傳和閱讀，最后形成了導致蘇聯解體的公眾輿論環境。”

至于后來竟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那都是別人的需要，與他的本意無關。為他寫作傳記的作家將1974年這一年稱為他“起死回生的一年”。哈耶克真正的享受和報償是在1984年這一年實現的，那年他榮幸地獲得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頒發名譽勛位，在與女王會面了20多分鐘之后，他稱這是“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

據此不妨推想，若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今天被一群地地道道人民身份的中國人奉為神明，成了一位“洋關公”，時不時被抬出來指導一下房價，甚至很可能要評論中國男足了…恐怕老人家還要再被氣死一回。

（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哈粉”們說，就算哈耶克說的個人是新貴族，不是平民，說的自由是主人自由，不是奴隸自由，這些且不論，但他針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的批判，還是深刻的，也是和中國有關的，當然可以搬過來當作理論導師。

遺憾的是，哈耶克仍然要讓中國“哈粉”們失望，因為哈耶克所說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與中國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也仍然不是一回事。如果要照搬，仍然是張冠李戴，南橘北枳。

來看看原著。《致命的自負》一書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該書的副標題是“社會主義的謬誤”，被認為是對自己畢生所反對的那個主義的一個思想總結。但就是這個一生的總結，其社會主義論述所基于的視野，仍未超出歐洲的邊界，是一個很狹隘的理解和認識。

致命的自負

在該書第三章最后一部分，他寫道：

如果雅典人遵照亞里士多德的建議——對經濟學和進化茫然無知的建議，他們的城邦很快就會退化成村莊，因為他關于人類形成秩序的觀點，把他帶向一種只適用于靜止狀態的倫理學。然而他的學說卻支配了此后兩千年的哲學和宗教思想，盡管事實上這些思想大多數是在一個高度動態的、迅速擴展的秩序中出現的。

亞里士多德對微觀秩序中道德規范的系統闡述所產生的影響，因為托馬斯·阿奎那在13世紀采納了亞里士多德的教導而更形嚴重，后來這導致了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實際上被宣布為羅馬天主教會的正統學說。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教會反對商業的態度，把利息指責為高利貸，以及它有關公正價格的說教和對利潤的蔑視態度，都是徹頭徹尾的亞里士多德主義。

當然，到了18世紀，亞里士多德在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務上一樣）的影響開始減退。大衛·休謨發現，市場可以讓人們“為別人提供服務，這無需他懷有真誠的善意”，甚至不需要他認識那個人；或使人們的行動“有利于公眾，雖然他并沒有那樣的打算”，凡此皆由于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即使是壞人，為公益服務也符合他的利益”。因為有了這種見解，自行組織的結構觀開始降臨人間，從此以后它成為我們理解所有這類復雜秩序的基礎，而過去它們就像是一些奇跡，只有人類所了解的自己頭腦的一個超人版本，才能使其產生。如今人們逐漸理解了市場是怎樣使每個人在規定的限制之內，把他的個人知識用于自己的個人目標，即使他對自己在其中活動的秩序所知甚少。

雖然有了這項偉大的進展，當然也是因為完全忽視了這項進展，一種依然滲透著亞里士多德思想的觀點，一種天真幼稚的、泛靈論的世界觀，開始主宰了社會理論，成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