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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世紀的人，從他到托馬斯·阿奎那，這之間是1700年，再到哈耶克的20世紀，是2400年。由于哈耶克一直都直接使用“人類”這個詞，所表達出來的意思就是，這2400年整個人類都被一種很容易產生社會主義的“天真幼稚的、泛靈論的世界觀”所主導，直到200多年前大衛·休謨等人出現之后，才終于深刻起來，正確起來，但由于被忽視，至今還沒有完全壓倒這個錯誤的“亞里士多德主義”。

且不說哈耶克這段大簡化的論述在西方學術界能否通過，以此來涵蓋整個人類歷史，這本身就荒唐到家，甚至近乎冒犯。在整個人類文明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大部分人來說，亞里士多德是誰？他說了什么？阿奎那是誰？他說了什么？休謨是誰？他又說了什么？都是可知可不知的雞毛蒜皮。借用哈耶克自己的話，只是在極少數人中分享的“本地知識”，浮云一片。

就說中國人，無論亞里士多德說了什么，大衛·休謨說了什么，總之從來沒有發生整個國家從城邦“退化成村莊”的事情，哪怕都信仰老子的清靜無為，信仰佛祖的萬物皆空，也什么都不耽誤，照樣在一個龐大的國土上蓬蓬勃勃發展起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秩序、自己的所有建制。這些和西方的形而上學哲學、基督教神學有任何關系嗎？整個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哲學與圣經敘事開始發生糾纏，兩千多年陷在形而上學里，自己不檢討就罷了，還非要用自己的錯誤代替全人類的錯誤，豈不可笑？

看看一百年前的梁啟超是怎么說的：

歐西則自希臘以來，即研究他們所謂的形而上學，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談宇宙原理，憑空冥索，終少歸宿到人生這一點。蘇格拉底號稱西方的孔子，很想從人生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圖，更不曉得循著這條路去發揮，至全棄其師傳，而復研究其所謂天之道。亞里士多德出，于是又反趨于科學。后人有謂道源于亞里士多德的話，其實他也不過僅于科學方面有所創發，離人生畢竟還遠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與中國的墨子相當，對于儒家，仍是望塵莫及。一到中世紀，歐洲全部統成了宗教化。殘酷的羅馬與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近代康德之講范疇、范圍，更過于嚴謹，好像我們的臨“九宮格”一般。所以他們這些，都可說是沒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

總而言之，西方人講他的形而上學，我們承認有他獨到之處。換一方面，講客觀的科學，也非我們所能及。不過最奇怪的，是他們講人生也用這種方法，結果真弄到個莫名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講人，絕不想到是從人生的本體來自證，卻高談玄妙。再如用科學的方法講，尤為妙極。試問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當幾何之一角、三角之一邊？是否可以用化學的公式來化分、化合，或是用幾種原質來造成？再如達爾文之用生物進化說來講人生，但是果真要問他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安在？人既自猿進化而來，為什么人自人而猿終為猿？恐怕他也不能給我們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總之，西人所用的幾種方法，僅能夠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種問題，人，決不是這樣機械易懂的。歐洲人卻始終未徹悟到這一點，只盲目地往前做，結果造成了今日的煩悶，彷徨莫知所措。蓋中世紀時，人心還能依賴著宗教過活；及乎今日，科學昌明，剝奪去了人們對于宗教的信仰。人們的心靈卻無處依托。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憐!肉搏于這種機械唯物的枯燥生活當中，真可說是始終未聞大道。我們不應當導他們于我們祖宗這一條路上去嗎？[9]

正確與否，另當別論，但其中對于西方哲學長期以來一味沉迷于“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講人”這個“最奇怪”之處的批評，確是一針見血。

哈耶克自以為發現真理地指出，亞里士多德錯了，西方人也跟著錯了兩千多年，而從中國哲學的觀點看，這還用說嗎？豈止是亞里士多德錯了，阿奎那錯了，就說休謨對于人類理性能力的懷疑，就說哈耶克本人對于人類“無知”的認識，以及基于知識理論的“擴展秩序”論，真的走出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泥坑了嗎？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從亞當斯密直到今天，難道不正是一種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指導人，甚至改造人、敗壞人的理性主義的“致命的自負”嗎？要說新古典經濟學與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之間有多大差別，還不只是方法上的“五十步笑百步”，在政治上帶有更大的反人民性質，可以斷言，這座外表精致華麗的偽學說大廈，終有一天也會像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一樣轟然倒塌。

所以，歸根結底，哈耶克所批判的那個社會主義，也只是在西方形而上學那個小圈子里的一個偏狹的小概念，甚至沒超出倫敦的學術界。他解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時說：“它關注一個瞬間，完全針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的頭腦里似乎有著一種想法，以為國家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某種可憎的東西。于是，我試圖對他們說：‘你們和他們一樣在走同一條道路。’”[10]

通往奴役之路

無論哈耶克在論證他心目中那個社會主義的謬誤時用了多少新理論，看起來多么有理，其實都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現實沒什么關系。中國自兩千年前的秦漢時期，就已經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具有“現代化”制度的強大國家了，無論王朝興衰的過程如何，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文明的延續、民生的保障，這些被美國漢學家孔飛力所稱的“根本性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問題[11] ，就一直貫穿始終。沒有任何一個源自于西方近現代的“主義”，可以直接拿來套用。

哈耶克完全不了解中國，所以他不會明白，他在中國的“哈粉”們也不會明白，今日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他那些倫敦同事們頭腦中的社會主義，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差別之大，遠大于與中國古代國家制度之間的差別。

他論證社會主義之謬誤的那些論證工具，如“本地知識”、“價格信號”、“有限理性”等等，放在中國“根本性建制議程”面前，不僅完全錯位，而且小得不成比例。

這個問題，其實明明白白，誰都看得懂。只有中國的“哈粉”們看不懂，他們津津于用西方經濟學的幾把小尺子丈量昆侖山，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