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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亞國家對上合組織效率抱有一定程度的不滿。而很明顯，這些地區國家的聲音被忽視了。有這樣的先例，在中亞地區發生不穩定局勢時，上合組織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平息個別國家之間的局部邊境沖突，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之間，2010年在奧什發生的吉爾吉斯斯坦南部騷亂事件。

類似的情況致使那些對該組織寄予的厚望化為泡影，上海合作組織成了一個只能看清楚共同和協同利益輪廓的“影子劇院”，或者說是一個“表演俱樂部”。對此，哈薩克斯坦建設性地提出，以我國發起的亞信峰會為基礎，在中亞地區建立一個類似歐安組織的權威、高效的地區安全組織。

我認為，在沒有任何集團分裂和多方利益干涉的條件下，兩個地區組織的相互協同是非常有前景的。通過提升為地區安全組織，使亞信峰會制度化，加上上海合作組織所擁有的友好、符合亞洲主要國家利益這些確保亞洲大陸穩定發展的潛在影響力，有助于構建穩固的互動結構。亞洲地區這兩個國際合作機制，有利于在未來形成一個強大的地區組織，符合亞洲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不會受到國家政治體制不同或文化-文明身份模式選擇不同的影響。

哈薩克斯坦作為亞信峰會的輪值國（2020-2022年），現任領導人積極推進這一外交軌道的對外政策，旨在使亞信峰會轉變為一個成熟的、致力于解決亞洲地區安全與發展問題的國際組織，借助有預見性的外交策略，穩固推進包容、相互理解和文化多樣的意識形態。這是有效反對仇恨和不容異見的關鍵。

亞信峰會（資料圖）新華社

亞信峰會未來的命運將有賴于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意愿、努力與影響力。亞洲與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領導，而是基于開放、平等和整體安全原則的、新的不結盟的國際合作架構。這完全是亞信和上合的共同追求。在哈薩克斯坦領導人看來，這一機制類似于歐安組織（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但有著自己的“亞洲特點”。尤其是在各類地區性論壇上，許多亞洲國家的專家和政治家都堅持這一點。

公正地說，在協調亞洲國家立場時，西方政治傳統所固有的“制度決定論”是很難被接受的。許多中亞的專家學者認為，組織機制的合理化、制度化并不符合亞洲思維，需要制定更為靈活的解決方案，以實現亞洲國家、人民之間的互動。顯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找可接受的對話條件、實施舉措和信任原則。

事實上，哈薩克斯坦的立場恰恰體現在承認需要開放和感興趣的互動，需要發展有助于協調各方立場的方法和道德規范。由此，哈薩克斯坦的對外政策創新，就像深諳隱含政治內涵和意圖的“誠實的中間商”，使我國在許多非西方國際平臺上扮演“值得信賴的參與者”的角色。不僅對我國，甚至對于后蘇聯的歐洲伙伴來說，也尤其重要。例如俄羅斯，目前正處于國際孤立和對抗的局勢當中，并真正地在其外交戰略中表現出對“轉向東方”的關注。

眾所周知，在當代歐亞大陸，其中包括后蘇聯空間，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曾是兄弟關系的加盟共和國之間因缺少這類協定，而出現的領土爭端，往往還會導致軍事沖突，破壞人民的生存環境，造成人員的大量傷亡。例如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沖突，格魯吉亞與俄羅斯、俄羅斯與烏克蘭、摩爾多瓦與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之間的關系和領土爭端。

僵化的結構和形式在我們這些國家的政治中依然占上風，完全不利于找到妥協和積極解決的方案。在這方面，哈薩克斯坦“對話”外交的倡議創新——其中也包括上合組織機制——可以充分促進大陸國家之間關系的穩定與平衡。

現在，需要發展可以對抗“零和”世界秩序的范式，尤其是國際舞臺上正在上演強者們古老的“弱肉強食”，它們不惜一切代價主宰、吞沒小國，不愿意承認它們的利益和主權。例如，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聲稱，原加盟共和國獨立后的主權領土是俄羅斯贈送的“禮物”，質疑他們的國家性。這成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意義上的背景。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對于同俄羅斯之間的平等伙伴關系以及在國際法規范基礎上合作的可能性產生了懷疑。我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在組織內部和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上，也面臨著類似的一些來自合作伙伴的“分歧”。

國際組織整合成員國戰略利益的運作實踐表明，組織中相對弱勢的伙伴國經常遭到排擠，利益往往被忽視，在無盡的讓步中耗損資源，最終不僅造成決策失效，更會導致整個系統的退化，組織秩序質量下降。而組織秩序作為一種合理的決策系統，有利于組織目標、世界和諧的發展。

在體系解體背景下，世界被原子化和邊緣化，變成“大亂斗”的空間，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標志性”問題之一就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不挑選感染者，其造成的消耗也不論窮國富國，即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潛力也會被顯著削弱。生存空間的縮小、人類生命活動面臨的風險、世界上生物多樣性的減少……這些僅僅是人類居住的這個現代世界所面臨的顯性威脅。

盡管全球和地區威脅日益增加，但上合組織目前還未能達到清楚地意識并應對參與國發展所面臨的實際威脅的程度，僅指出了顯性的傳統威脅，而忽視了其普遍的、全球性的背景。在該組織框架內占上風的往往是成員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得到解決的是當下的發展問題。然而即使在這個層面，也出現了潛在的威脅和弱點，無論是對個別國家來說，還是對組織整體而言，這些威脅和弱點都顯著降低了組織的效率。

綜上所述，顯然，上合組織未來發展過程中最關鍵且最復雜的任務之一，是各成員國國家利益的協同及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呈現。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將組織活動的重點放在某種從小項目到大項目的“合作軸”的“旋轉”上，限定參與者，比如不是所有組織成員都可以參加，而是僅納入完全認同項目目標的國家。這將顯著改善上合組織在某些領域活動成果的有效性，并在總體上提高其影響潛力。

如果上合組織能夠成功地構建一種新的理念，拉近并兼顧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利益，在最高的國際層面匯集、分級和呈現，那么上合組織將會成為權威國際平臺，形成一個對組織未來的成員國來說具有現實意義和吸引力的全球議程。

因此，在我們看來，上合組織的目標，就是要作為一個靈活的組織，一個有效代表不斷增長的全球性政治經濟力量利益的組織，這些力量里往往有出色的“第三世界”國家，全球事務需要它們，它們也應當參與其中。

五、關于上合組織未來發展的建議

就上合組織未來的發展前景而言，它有著顯而易見的在世界上的權威性和影響力，但該組織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則與以下因素有關。

第一，世界局勢發展變幻莫測，動蕩不定，前景不明，存在若干風險和薄弱環節。

今天我們不是在談論尋找更有效的全球領導，而是在尋找一種普遍的妥協，平衡世界大國的利益，協同國際組織的關注重點，理解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所以，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交往理念完全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前景的。

對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來說，與“上海精神”一樣，也要意識到“人類命運”的共同性，以及作為大國對世界未來的責任。當今世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清楚地表明，無論是在國家間的層面，還是在水平、構成、意識形態氛圍和經濟潛力不同的國際組織之間建立建設性的關系，之前的互動結構都顯示出了它的脆弱性。

第二，對于國際組織來說，無論其如何布局、能否團結一定數量的成員國，最關鍵的并不是解決重要問題時的個別利益，而是要符合對于職責范圍內和平、合作的共同組織原則的理解和期待。

就上合組織工作效率的評價來說，我認為，過去的20年間，沒有發生國家間的流血沖突，并防止了中亞地區出現大規模的局勢動蕩，這可以說是該地區國家活動的積極成果，其中也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機制的成果。盡管各成員國之間在制定計劃和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上合組織的特色是基于對共同問題和地區命運的理解，彼此合作，這也是其價值內涵。

維護地區和平，保障共同安全，是上合組織的立足根基。新華社

第三，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組織的一般原則和價值觀應體現在現階段具體發展問題的解決之中。

上合組織建立之初，旨在協調邊境問題，打擊中亞地區的“三股勢力”。而如今，上合組織需要根據當前世界局勢，更新組織的議題和地區發展優先事項。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更新上合組織的議題范圍，包括就所有成員國面臨的重要問題開展大規模對話。例如，在各國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情況下，應當考慮將病毒安全和衛生體系現代化合作與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毒品販運一樣，作為成員國之間合作的重要優先事項。就疫情問題共同努力，可以切實拉近各成員國的立場，改善各成員國人民之間的信任氣氛。

第四，數字合作也是上合組織發展的優先議題之一。

上合組織的所有成員國都正在經歷人與人關系的新數字化轉型。目前，所有上合組織國家都在制定并實施數字化計劃。但是，如果各國通力合作，交流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各領域的先進技術和成果，這項工作會更加有效。

教育、醫療、社會領域、科學交流、旅游等“非政治領域”的數字化，可以成為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實行具體合作的對象，從而顯著提升相互之間的“國家開放度和信息透明度”，提高人民之間的信任水平。

第五，我認為，上合組織未來發展的重要任務不僅包括拓寬議題范圍，還包括廣泛吸納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特別是來自信息空間和博客領域的大眾。

通過我們各國積極的社會交流，創建共同的現代化信息-通信基礎設施，來增進“相互識別”，而不僅僅是通過官方和規范的渠道溝通，還可能朝著創造共同價值和文化社會空間的方向推進。這在各國實行封鎖措施并轉向遠程線上交流的當下尤為重要。新現實要求尋找新的社會化和制度化形式，其中也包括在國際組織當中尋找。

第六，形成兼收并蓄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組織重要的意識形態任務。

在國際對抗、“貿易戰和技術戰”、制裁制度、國家間勢力范圍劃分的背景下，“上海精神”的傳承具有現實而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我認為，利用上合組織謀求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制造對抗陣營的做法是不應被接受的。

上合組織是秉持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的國際組織，旨在保障中亞地區的安全和可持續發展。超出組織的既定規則框架，將導致組織失去本色、偏離初衷。我認為，應由各成員國專家組建超國家委員會，負責跟蹤和監督各成員國對組織規則的遵守情況。

第七，應該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發起國和新加入的國家提出特別要求。發起組織的兩個關鍵國家（中國和俄羅斯）的行動尤為重要。作為上合組織的領導者，他們肩負著維護各國共識，以及使上合組織不與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發生對抗的道德義務。

第八，總的來說，我認為，上海合作組織作為當代國際關系中和諧、穩定的力量，在當代國際社會中占有相當權威而重要的地位。當前國際局勢混亂動蕩，替代方案尚不明確，在這種情況下，擁有穩定、可持續的地區制度非常重要。對于中亞而言，保障當今國際和地區秩序穩定、和諧的關鍵角色仍然是上海合作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