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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領土還是經濟規模，意大利都是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對于許多人而言，意大利公投之后的政局動蕩，似乎太過遙遠；但也有人擔心，這是不是2016年的第三只“黑天鵝”。高柏教授在本文中詳細分析了全球化的形成及其逆轉機制，并在最后探討了意大利公投對全球化的潛在影響。】

歷史的進程在過去兩年間仿佛突然換檔，把這個世界帶進一個重大事件的多發期，許多之前難以想象的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ISIS的興起、歐洲頻發的恐怖襲擊、難民危機的挑戰、歐洲選舉中右翼政黨引人注目的表現、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見主張當選為美國總統、日本執政聯盟以多數優勢在修改憲法這一議題上獲勝、南海的緊張局勢、許多國家的民族主義抬頭，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帶給我們一個接一個的沖擊和震撼。

我們或許已經處于全球化鐘擺運動的轉折點，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議題正在從強調釋放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范式向主張社會保護轉變；全球化在近期發生的頓挫還伴隨著另一個新動向：發達國家公眾長期以來對戰后由美國主導的威爾遜自由主義國際秩序（Wilsonian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長的孤立主義傾向取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解釋正在發生的一切？這是否意味著全球化正在發生逆轉？

英國“脫歐”

全球化逆轉的機制

本文將首先建立一個分析框架。這個框架以卡爾·波蘭尼、杰奧瓦尼·阿瑞基和哈羅德·詹姆斯三位學者的洞見為基礎。它包括波蘭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釋放市場力量和保護社會這兩極之間進行鐘擺運動的觀點；阿瑞基關于從貿易與生產的擴張到財政與金融的擴張的全球化周期是世界霸權秩序興衰的驅動力的討論；以及詹姆斯的觀點——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導致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興起，而這兩個運動的興起則可能是全球化逆轉的導火索。

這三種理論有助于我們厘清當前國際政治潮流背后的驅動力，但是我們亟需一個新視角來進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轉的政治過程--即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各國對全球化危機的應對，以及這種影響如何導致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興起。

以上述理論框架為基礎，本文將全球化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在這一意識形態的驅動下，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作為解決此前多年保護社會（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帶來的經濟低效率的措施，推動了全球生產體系的興起，促進了全球貿易與生產的擴張，進而帶動了諸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財政與金融的擴張。然而，國際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國內金融機構的失策最終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

2008年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被深度制度化的關于自由貿易和移民的理念嚴重地影響了發達國家為全球化產生的各種問題尋找解決方案的努力。既存霸權國美國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試圖通過TPP（跨太平洋伙伴協議關系）進一步向國外資本開放國內市場，期待用這個貿易協定為它在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中吸引盟友；歐盟這個超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難民危機，計劃積極地接納大量移民。

難民們

上述種種措施，讓已經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人們感到極大的恐慌。雖然公眾輿論普遍認為各國應該在全球化危機爆發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調整，增強保護社會的措施，但是許多國家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維慣性，使他們關于政策的討論仍然沿著新自由主義的軌跡展開。這引起了公眾極大的不滿，最終在發達國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運動的迅速發展。從這層意義上而言，正是各國政府在應對全球化危機時的循規蹈矩，無法迅速調整公共政策加強保護社會這一失敗本身在觸發全球化過程的逆轉。

為什么全球化會發生逆轉？既有理論有三種不同的解釋。

卡爾· 波蘭尼從一個結構性視角看待資本主義經濟的長程運動。在他堪稱經典的關于上一輪全球化周期的研究中，波蘭尼力證19世紀晚期開始的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最終導致了1929?1933年的大蕭條，而支持保護社會的政治勢力又催生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羅斯福新政和社會主義。

筆者認為，如果把波蘭尼的分析框架進一步推展至20世紀下半葉，我們不難發現，二戰以后，無論是國際經濟秩序，還是各國國內的經濟治理結構，都廣泛地建立了為防止大蕭條再次發生（depression-preventing）的保護社會的機制。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的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又經歷了新一輪的劇變：主張釋放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主導了許多國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世界進入到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這一輪的全球化在2008年達到頂峰，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全球化進入下行的軌道。

相比于波蘭尼，阿瑞基更為強調全球化中財政與金融擴張的不穩定特性。在阿瑞基看來，在1950年到1971年間國際貿易與生產的擴張過程中，工業化國家的跨國公司進行了大量的固定資本投資，但是這些國家日益遭遇來自后發工業國的激烈競爭，這導致它們在1970年代盈利能力的下滑。在這種環境下，財政與金融的擴張成為獲得利潤的一種替代途徑，這導致發達國家銀行普遍向第三世界提供貸款，以及歐洲美元市場的成長。由于“貨幣像能結實的種子一樣助推善舉的能力與它可怕的、極具破壞性的毀滅能力不相伯仲，在貿易政策中信貸可能比保護主義更危險”。 “財政與金融的擴張早晚會導致一場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危機中舊的全球經濟秩序被摧毀，一個新的秩序被建立”。

阿瑞基及其研究團隊的成果顯示這種周期性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已經三次出現在荷蘭、英國和美國霸權的興衰過程中。目前國際經濟中的金融不穩定性，以及中美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每天都在為阿瑞基的理論提供最新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