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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消除了很多貿易壁壘，但在全球生產的時代，美國的跨國公司為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再也沒有將生產基地移回國內。事實上美國簽署的許多自由貿易協議都是以美國國內工作機會的流失而告終。伯尼·桑德斯在其總統競選中提出，TPP“將重蹈美國與墨西哥、中國以及其他低工資國家簽訂的那些失敗的貿易協定的覆轍，這些協定已經使美國失去數百萬個工作機會，并導致成千上萬個工廠關閉”。根據這個協議，美國的跨國公司會將更多的工作機會離岸到低工資國家，加速美國國內“爭相衰落”的境況，并進一步加劇對海外工人的剝削。

尤其令許多美國人——包括最初作為國務卿積極推動TPP的希拉里· 克林頓——感到不可接受的是，奧巴馬政府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追隨冷戰時代的原則用經濟利益換取盟友在軍事方面的支持和合作，在TPP簽約時作出許多妥協，卻沒有認識到由于中美貿易的特點，這樣做最后既吃虧又達不到目的。

這其中一個重大妥協是在關于原產地原則的條款中對最終產品中域外產配件比例的規定。起初美國政府堅持65%的最終產品的零部件必須來自TPP成員國。最后為達成協議，美國不得不做出大幅讓步，將最終產品零部件來自成員國的比例由65%削減至45%。

將零部件原產地比例降低至45%的妥協讓TPP協議變成一個黑色幽默：當奧巴馬總統游說國會、爭取支持時，他有意宣稱TPP的目的是阻止中國獲取經濟領導權。但在TPP的批判者們看來，這個協議除了為中國造的零部件進入美國市場提供后門以外什么都不是。這里的悖論是，奧巴馬如果不對配額限制作出重大妥協，將無法達成協議，然而，一旦妥協又會極大地削弱TPP最初設計的目的，因為它嚴重忽視了美中經濟關系的特點。

與冷戰時期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和蘇聯領導的東方集團之間沒有太多貿易往來相反，美中兩個經濟體已經深深地交織在一起。中國已經是美國在亞洲的許多盟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自2014年以來中國是僅次于加拿大的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考慮到中國經濟的規模及其與12個TPP成員國的經濟關系，TPP要想把中國排除在外將產生巨大的調整成本。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臺灣地區的許多跨國公司將其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隨著這些跨國公司將其產品從中國出口至美國和歐洲市場，作為生產者的亞洲國家和地區與出口目的地歐美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平衡發生了深刻變化。

例如，在1989年到2008年間，美國和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維持在同一水平。然而，日本在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中所占份額由39%下降到了11%，而中國的則從2%增加到28%。盡管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快速增長成為一個重要的雙方經濟問題，但這實際上是一個多邊問題，不是雙邊問題。

這一悖論突出顯示在全球生產的時代重拾冷戰策略的內在矛盾。跨國公司總部與分公司之間、分布在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的分公司與分公司之間的企業內貿易，是支撐全球生產在中國運行的基礎。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通過全球生產體系與西方國家及其盟友的經濟合作關系，已經緊密到任何有意使之分離的努力都將遭遇許多困難。

冷戰期間美國為了拉攏盟友，允許盟國對美國產品關閉市場。在全球化的30年中，美國工會的一貫訴求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提高勞工標準，認為在同一標準下美國企業可以與發展中國家競爭。但是，奧巴馬為了達成TPP協議，在勞工標準上又進行了妥協。在批評者看來，TPP協議中一個比冷戰時期以經濟利益換軍事利益的交易走的更遠的內容，是美國賦予外國公司通過國際法庭起訴美國政府的權利。其他國家的TPP批評者們通常把這一條視為美國跨國公司企圖破壞他們國家主權的途徑，而美國的TPP批評者則擔憂TPP會使外國企業對美國的公共政策施加不正當的影響。

當經濟陷入困境時，保護社會通常成為重要的政治議程。本來美國社會的底層就已經面臨長期的困境，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復蘇緩慢，許多美國人在尋找安全島。正當開放經濟的消極影響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時，奧巴馬政府卻要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 這就給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貿易運動提供了最好的炮彈。

歐洲難民危機：反移民運動的催化劑

這次歐洲難民危機觸發的發達國家反移民傾向是另外一個可能使全球化逆轉的導火索。自歐盟建立以來，鼓勵移民一直是其重要的政策之一，為什么今年激起如此強烈的反對？

本文認為，與通常反移民運動強調移民對受入國就業和生活水準的沖擊不同，這次發達國家的反移民運動著重強調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策動的恐怖主義，把穆斯林移民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在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公眾擔心的最大問題時，歐盟在處理難民危機時卻仍然堅持人口的跨國界流動，既包括其成員國公民在歐盟內部的自由流動，也包括其他國家的難民進入歐盟，不可避免地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彈。其實，恐怖主義早在2016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前就成為歐美公眾普遍擔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