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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生產體系，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并迅速在高端、中端和低端技術產業獲得競爭力。早在2004年，美國二戰后最富盛名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認為，大衛· 李嘉圖在兩百年前提出的比較優勢這個概念一直是現代經濟學關于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石，但是這個概念已經不能再幫助我們理解21世紀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是勞動分工，其中發展中國家致力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發達國家則致力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在中國發生的則是，它不僅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且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都有很強的競爭力。薩繆爾森描述的這個情景在美國的智庫、學者、大眾媒體、政府官員和政治家中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日益緊密，這被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稱之為“中美國”（Chimerica）。這種關系導致新的國際金融秩序的興起。在這種秩序下，高儲蓄的亞洲國家通過提供貸款和出口，與高消費的西方國家之間發展出一種高度的相互依賴。與布雷頓森林體系最初的安排相似，亞洲貨幣與美元之間有固定匯率，盡管在這個新秩序中亞洲政府有時對外匯市場進行單邊干預，以阻止本幣的升值。

中國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回應及其后續發展，進一步改變了西方對中國潛力的認知，中國政府在最初階段采取的空前的財政刺激政策（投入四萬億人民幣）在西方國家造成了轟動。很多西方評論家開始辯論國家資本主義的力量和西方式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在“歷史的終結”的環境中“自娛自樂”了20年后，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突然面對來自“北京共識”的巨大挑戰。這種挑戰似乎是有經驗證據的支撐：如果以GDP增速而論，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在2008年到2010年期間表現很好。這是因為27%的年度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反周期手段。盡管它同時制造了巨大的泡沫，但是它對美國辯論的影響已經大到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

TPP與反自由貿易的導火索

全球化推動的自由貿易固然給發達國家帶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已經存在多年，為什么這次在美國的大選中掀起這么大的波瀾？

本文認為，其根本原因是當全球化出現危機，人們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會保護時，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之，試圖以更大的力度開放國境，促進資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恐懼并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彈。全球化逆轉的政治動力來自于危機環境下要求政策范式轉變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們總是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的強大慣性之間的突出矛盾。

對美國的決策者們而言，中國崛起是全球化帶來的最大挑戰。而奧巴馬政府選擇的因應之道是使用冷戰時代的老招數，即軍事方面的戰略聯盟與貿易制度安排的結合。

奧巴馬政府推行的21世紀大戰略，在亞太地區主要表現為重返亞太和TPP，前者會把美國60%的軍事力量轉移至亞太地區，后者則代表新一代自由貿易協議，它將對WTO所代表的現行貿易體制產生深刻影響。重返亞太和TPP的結合在原理上非常接近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實踐，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依靠北約聯盟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對抗由蘇聯率領的東歐集團依賴的華沙條約組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

不湊巧的是，當奧巴馬使出全力推進TPP時，正值美國經濟經歷二戰以來最脆弱的復蘇。在二戰后，美國經濟通常在遭遇衰退后能快速恢復。當經濟衰退襲來，銀行會減少對業績糟糕企業的貸款，風險投資家會停止投資表現不佳的初創企業，現存的許多企業會倒閉，他們的資產會被清算。而所有這一切會為新企業的誕生創造空間。然而，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之間，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只有2%左右，這與此前幾次經濟復蘇時期2.6%?7.5%之間的增長率形成鮮明對照。

全球化的引擎——貿易和資本的流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已經開始失去動力。金融分析師薩提亞吉提·達斯指出，商品、服務和金融的跨境流動在2011年達到峰值，從1990年占全球GDP的40%上升到了60%。在1951年到2008年這58年中有49年的貿易增速要快于全球經濟的增速。在1980年到2011年間，貿易年均增速為近7%，是全球經濟增速的一倍。外商直接投資、跨境投資與借貸的增速也快于全球產出。在1980年到2007年間，這些國際金融跨境流動從占全球GDP的4%（4700億美元）增長到占21%（12萬億美元）的頂峰。全球金融危機或許標志著全球化的頂峰。在全球經濟部分復蘇后，全球貿易中商品和服務的增長下降至每年2%?3%左右，接近或低于全球經濟增速，這是數十年從未有過的情形。金融的跨境流動與全球金融危機前相比要低60%左右，從占全球GDP的21%降至2012年的5%。

在這樣一種不利的經濟環境中推動TPP，奧巴馬面臨的難題不言而喻。美國人之所以反對TPP，是因為當年美國把貿易政策當冷戰武器用時美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今天已經沒有幾個人愿意再承擔這種代價。

在冷戰時期為了對抗蘇聯，美國政府把一種名為“不對稱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的貿易政策作為招募和維持盟友的方法。它指的是美國向其盟友的出口開放美國國內市場，與此同時允許這些國家向美國的出口關閉其本國市場。這項政策是造成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逐漸下降的重要原因，當年這個政策不僅使西歐和東亞國家很快在國際競爭中加強自身實力、不斷戰勝美國企業，也迫使許多美國企業為了繞開這些國家的保護政策，到歐洲和亞洲進行直接投資。離岸生產的結果是許多工作機會從美國流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