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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波蘭尼和阿瑞基的結構性視角不同，哈羅德·詹姆斯堅信制度是導致全球化逆轉的罪魁禍首。在他關于上一輪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顯示“鐘擺運動”逆轉開始的重要信號。國際金融秩序的失靈會導致嚴重的金融危機；商品和人的跨國自由流動對各工業國生活水平和工作機會帶來的消極影響會激起人們對自由貿易和移民的強烈政治反彈。歷史也許不會重蹈覆轍，但詹姆斯關于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趨勢表明全球化可能逆轉的觀點，對于我們理解當前西歐與北美正在發生的事情也還是有重要啟示。

與詹姆斯重視制度缺陷的觀點不同，本文從組織生態學與組織制度學派的視角揭示制度因素對全球化逆轉的影響。組織生態學的視角將為我們揭示理解全球化逆轉的因果機制。它指出，組織在迅速變化的環境中無法做出及時的重要調整因而失敗的根源在于組織內部有強大的慣性。

從這一視角出發，本文將重點分析當開放型經濟遭遇全球化的重大危機，客觀環境已經要求政府的政策范式從釋放市場力量向保護社會轉變時，但政府不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以減少公眾在危機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進一步釋放市場力量，這是導致民粹主義興起、全球化發生逆轉的重要因果機制。

組織制度學派則為我們揭示這個慣性的來源和具體的作用形式。它認為人類經常依賴過去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舊辦法去應對在截然不同的新環境下出現的新問題。受這一觀點的啟發，本文將著重分析面對全球化的危機，深受過去政策范式慣性影響的各國政府，在全球化已經造成國內政治緊張的條件下，為何還要進一步擴大商品、資本和人的跨國自由流動。正是這種政策范式的慣性使發達國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產生巨大的認知鴻溝。

本文認為，雖然當前已經出現全球化逆轉的各種跡象，但最后是否會真的逆轉，還要看未來的一年里發達國家的幾個重要抉擇。目前，英國退歐和美國大選的選擇已經為全球化的逆轉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但我們還要看意大利12月4日的憲法公投以及后續發展，還要看德國和意大利能否成功地度過他們面臨的銀行危機從而避免發生系統性的崩潰。如果德意不能化解這一危機，2008年以來迅速膨脹的全球債務泡沫破滅，也許會成為壓斷全球化命運的最后一根稻草。

意大利，有民眾上街游行，號召公投投否決票

全球化神話的出現與全球化的上升期

自1970年代晚期開始，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快速的轉型期。1971年，美國政府讓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兩次石油危機終結了二戰以后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大蕭條和二戰以來為保護社會而建立起來的各種制度在經濟停滯時期顯得效率低下。

在這種背景下，發達國家開始致力于釋放市場力量。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規制成為許多國家公共政策的主導性議程。受“華盛頓共識”這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驅動，得益于價值鏈理論的啟發和信息革命的支撐，全球生產體系的興起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引發了外包（outsourcing）的潮流并帶來外國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

作為全球生產的結果，跨國公司內部的企業間貿易（intra-firmtrade）成為全球貿易的一種新形式。《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所替代。由此導致資本、商品、技術和人員的跨國自由流動迅速上升。世界見證了一個超國家的歐洲共同體的興起，歐盟和歐元區的成立似乎顯示一個傳統的民族國家日漸式微的時代很快就會到來。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撐了過去的40年中各國在全球化鐘擺運動中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也支撐了霸權興衰周期中的貿易/生產和金融的擴張。新自由主義興起的背景是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遭遇的停滯和通貨膨脹，這一意識形態奠定了“華盛頓共識”（theWashington consensus）這一公共政策范式的基礎。

哈耶克在1940年代提出的理念，透過多種渠道，包括企業支持的智庫、媒體、大學、教會和專業團體，“營造出只有新自由主義才是自由獨一無二的守護神這樣一種輿論環境。這個新自由主義運動先是通過攻陷政黨，最終是通過政黨攻陷國家權力，鞏固了自身的影響”。“華盛頓共識”的內涵最初相對狹窄：在國內層面，“華盛頓共識”呼吁引入更多的市場力量、保護產權、減少國債、實現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放松規制以及將公共支出的重點由提供補貼轉向鼓勵增長；在國際層面，“華盛頓共識”倡導的主要公共政策議程，包括在發展中國家促進自由貿易、鼓勵競爭性匯率和開放外國直接投資。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紛紛按“華盛頓共識”指引的方向推動改革。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誕生于學術界的價值鏈理論也如暴風雨般席卷了北美大學的課堂。如果說“華盛頓共識”對發展中國家公共政策的轉變影響更大，那么價值鏈理論則是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商業戰略的轉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理論將整個生產過程視作一個價值鏈（valuechain），一個特定的企業只可能在價值鏈的某些環節中具有競爭力。為提升經濟效率，企業應專注于自己最擅長的生產環節，而將那些其他公司更具優勢的生產環節外包出去。

這一理論推動了價值鏈生產和外包的實踐——換言之，價值鏈理論構成了全球生產體系的理論基礎。全球生產的基本原理簡明易懂：因為發展中國家有廉價的勞動力，只要他們能夠以同等質量和效率進行生產，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就是更經濟的選擇。

支持價值鏈生產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在過去的30年里快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統計，從1970年到2015年，全球FDI總額達2.04萬億美元，獲得外資最多的地區包括：東亞和太平洋國家獲投資6041.8億美元，北美4728.4億美元，歐盟4213.2億美元，拉美2535.3億美元。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獲得4213.2億美元的FDI，這里還不包括香港地區另外獲得的1808.4億美元。在1970年代之前，FDI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受入國的自然資源、滿足當地的市場需求以及摧毀當地潛在的競爭對手。然而，自從“外包”開始以來，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也成為FDI的重要動機。

全球生產和外包的實踐深刻地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形式。在過去，國際貿易以產業間貿易（inter-industry trade）為主，不同的國家生產不同的工業品，他們通過貿易互通有無。以李嘉圖學派提出的“比較優勢”（comparativeadvantage）概念為基礎的正統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好地解釋了這一貿易形式。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另外兩種國際貿易形式變得更具影響：一是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trade），即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但是相互之間仍然就此種產品進行貿易。例如，美國、德國和日本都生產汽車，但是他們都同時將本國生產的汽車賣給對方。

二是企業內貿易（intra-firmtrade），即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子公司之間，或者總部與子公司之間進行貿易往來。在2009年，美國48%的總進口額和30%的總出口額都源自于企業內貿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跨國公司不同子公司的企業內貿易份額而言，2007年以色列高達65%，2002年瑞典高達64%，1994年加拿大高達57%，2008年美國的占比高達50%，2002年荷蘭為49%，2007年波蘭為47%，2008年意大利達43%。

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擴張集中在兩個具體的領域，一是快速飆升的聯邦債務，二是以次級貸款為代表的住房貸款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