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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春天的二十七個瞬間與二十七章思索

華夏八月，日月光華，星漢燦爛。

8月22日是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一晃，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已離開我們整整17年。一部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觸開國人的情感之泉。斯人斯景，歷歷如昨。小平同志離我們是如此之近，他仿佛正在看著我們。

放眼世界，再沒有像當代中國這樣一個能夠“不斷改革”的大國，也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過去的30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國人光榮也伴著痛楚，夢想卻一步步接近。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也在多元交織中顯現自己的歷史和當下的重大意義。

回望過去是為了面向未來。在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恰逢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背負全民熱望整裝待發，揚帆復興路。朝野無不清楚意識到，中國必須在鄧小平一代人開創的基石上，設立新的目標，登上新的征程。

新的道路已在我們面前慢慢展開。在全國各界及新聞媒體的紛紛紀念中，觀察者網力邀海內外學者專家撰寫、暢談對小平同志的思索，從政治、經濟直到思想文化領域，對小平同志展開全面的紀念與對我們未來的思考。感謝胡鞍鋼、林毅夫、張維為、張旭東、華生、寒竹、曹錦清、茅于軾、潘維、崔之元、金燦榮、趙啟正、傅高義、孟凡辰、田雷、林凌等學者，用自己的深思與深情，為觀察者網奉上了他們的大作。

正如張旭東教授所言，今天的所有知識分子都是在鄧小平時代的歷史條件和思維框架里想問題。與其執念于毛派鄧派、左派右派之爭，不如像寒竹研究員所指出的，我們應該坦然迎接歷史從正題、反題再到合題的節奏，以更開放的心態來談論前無古人的重大問題。

紀念是為了重新出發。徹底打破晚清人遭遇的“3000年未遇之變局”，這是當下中國人的偉大使命，也是這位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兒子的殷殷期盼。僅以鄧小平二十七個歷史瞬間畫面與這二十七章深厚文字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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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維為：鄧小平側記

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左二為張維為，圖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第一次擔任鄧小平翻譯的復旦大學張維為在《鄧小平側記》中回憶“上午9點40分，鄧小平穿著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走進了福建廳。鄧走路平穩，身板筆直，看上去像六十開外，而不是八十一歲高壽。他小小的個子，卻一下子吸引了大廳內所有人的目光……”這場會面鄧小平外交的一個片段，但其中的只言片語“包含了他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

2）張維為：從來沒見過這么精彩的人

1985年，鄧小平會見加納元首羅林斯，左二為鄧小平的翻譯張維為。

時隔近30年，春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張維為再度回憶鄧小平，慨嘆《從來沒見過這么精彩的人》。文中回憶，當時鄧小平的心情特別好，因為改革開放起步順利，農村責任制的推廣，整個特區的建設都比較順利，所以鄧小平對羅林斯說“看來我們已經開始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羅林斯接下來要去廈門特區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鄧小平說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績，但不要照搬中國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3）寒竹：激進的左右翼無法理解鄧小平時代

1992年1月24日，鄧小平在珠海視察時，與珠海生化制藥廠員工親切握手。

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寒竹在《激進的左右翼無法理解鄧小平時代》一文中說，“1976年，中國的生活水平大幅度落后于外部世界的嚴酷現實，這強烈地刺激了普通中國人的神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反省，作為擁有先進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生活水平為何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惟有鄧小平慧眼獨具，最早看到了市場經濟對于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

4）胡鞍鋼：毛澤東、鄧小平與改革開放

1959年，毛澤東和鄧小平等在一起。

歷史不容割裂，鄧小平的故事首先必須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在《毛澤東、鄧小平與改革開放》中說，毛澤東推動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約國際戰略力 量，使國際緊張局勢趨向緩和，進一步開拓了我國外交新局面。這為70年代末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前提條件，打開了戰略機遇窗口。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又邁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即中國向西方對外開放。

5）胡鞍鋼：為什么說中國農村改革天下第一

1978年12月，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搞了全國第一個“包干到戶”，第二年的1979年，小崗村的糧食生產相當于1966－1970年5年的糧食總產，成為全縣的冒尖隊。 圖為包產到戶之后農民踴躍繳納公糧。

胡鞍鋼在《為什么說中國農村改革天下第一》一文中說：中國的農業改革是農民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農民的偉大創舉，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北京政治官僚或技術官僚的文件，如果不是得到鄧小平等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支持，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會演變“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傳遍和擴散到全中國所有的農村大地。

6）胡鞍鋼：鄧小平讓時代多了一個主題

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

鄧小平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的成績有目共睹，胡鞍鋼教授在《鄧小平讓時代多了一個主題》重提1987年2月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什么一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作用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有好處就可以利用”。這一理論突破逐漸成為黨內政治共識，并由此開啟了一個改革時代。

7） 胡鞍鋼：鄧小平選擇開拓了“中國之路”

1989年，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

鄧小平時代中國曾經歷了一場“正路”與“邪路”的較量。胡鞍鋼在《鄧小平選擇了“中國之路”》一文中說，鄧小平在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就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鑒于“八九風波”事件，以及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胡鞍鋼認為，鄧小平是有先見之明的，他總會在中國最關鍵的時候，一針見血、一語中的，保證中國不入歧途，成功避免了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會主義國家“大崩潰”、“大解體”、“大衰落”的悲慘結局。 

8） 胡鞍鋼： 鄧小平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國家發展生命周期的初始階段，即準備成長期；鄧小平時代是經濟起飛和迅速成長期； 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是聯系的而非割裂的，沒有前者，便沒有后者。胡鞍鋼在《鄧小平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一文中認為，鄧小平既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的關鍵因素。他憑借高明的政治智慧，深刻汲取了毛澤東晚年錯誤和失敗的深刻教訓，實行了新的政治領導方式，對改革開放進行總體設計，也為后來繼任者留下寶貴的政治財富。

 9）曹錦清：我的毛鄧轉折時代

1977年，鄧小平果斷決策，恢復了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圖為1977年，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卷。

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教授也是這千千萬萬個被改變命運的青年之一。他在《我的毛鄧轉折時代》一文中說，文革從關閉高教開始，從開放高教而終。那一代經歷十年憂患的一批人，對鄧小平會有怎么樣的一個感情，讀者可以設想，他在我們的記憶里是刻骨銘心的。

10）曹錦清：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會永久地活著

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閉幕式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場會議也被視作毛澤東時代結束的標志。

如何對待毛的遺產乃至如何評價鄧的改革成果，至今左右兩派爭論不休。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教授撇開爭議，表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會永久地活著》。中國沒有走西方的民主道路，這一點也成為自由派批判鄧小平的重要靶子。曹教授卻認為，自辛亥革命以來，包括文革結束之后，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經歷過多次“病急亂投醫”，但是最終政治發展的思路，還是以我們為主體，沒有照搬別國。在新時期，中國仍然要運用我們的民族思維去解決中國面臨的新問題。

11）崔之元：“姓社姓資”與實驗主義

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在視察上海貝嶺微電子制造有限公司時，指著一臺正在工作的機器意味深長地說，這臺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它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

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在《“姓社姓資”與實驗主義》文章中認為，從“實用主義哲學”來看，鄧小平這段話體現了對“社會主義”這個“目的”的認識的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要大大高明于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目前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觀點。

  12）張旭東：作為“主權者”的鄧小平

1984年10月1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乘坐一汽人生產的紅旗檢閱車，在天安門廣場閱兵。

紐約大學教授張旭東，在《作為“主權者”的鄧小平》一文中認為，毛去世后，鄧是事實上主權者，既是毛澤東中國的繼承者，又是為了國家的生存和發展而敢于改變“祖宗之法”的那個人。他一個人作為全黨和全民意志的化身，既置身在法律（“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線”）之內又置身法律之外，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做出新的決斷，是法律在國家內部正常運行和國家超法理的秩序重建之間的連接點。

13）華生：鄧小平是雙軌制的最大戰略平衡家

1984年的國慶35周年慶典中，北大學生打出的“小平您好”橫幅，表達了人民對改革開放感念之情。

然而，改革并非一片坦途。隨后幾年，民眾情緒很快發生改變，曾親自參與了價格雙軌制改革的經濟學家華生在《鄧小平是雙軌制的最大戰略平衡家 》一文中回憶，因為價格雙軌制遭到懷疑， 1988 年，在各方推動下鄧小平就想搞價格闖關，全面放開物價。很快發現操之過急，政府又急轉彎收回成命，但負面影響已經巨大。另外政治上，一些人也希望一步到位解決問題。這實際上也是對小平漸進式改革的不滿和否定。

14）林毅夫：鄧小平從不教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舉行，大會確定了在20世紀末實現工農業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當時，對這個目標的實現社會各界信心并不大。經濟學家林毅夫在《鄧小平從不教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中回憶：這個目標意味著平均每年經濟增長必須達到7.2%。當時他還是北大念經濟學的學生，他說，因為根據那時學界普遍接受的發展經濟學“自然增長率”理論，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在戰爭和受到自然災害破壞之后的恢復期外，都不可能長期維持年均7%以上的增長速度。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頭再看，鄧小平同志當時提出的目標實在還是太過保守了一點。

15）潘維：社會主義該在何處體現?

1983年國慶節，鄧小平同志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北大教授潘維在《社會主義該在何處體現?》中擔憂地指出，這些年來，因為迷信資本的力量，教育的差異化擴大，出現了幾億人苦苦追求幾所“一流”大學，“一流”中學的荒唐狀況。我們曾經努力建立的教育公正無法體現，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其內涵逐漸空洞。言之切切，值得深思。   

16）茅于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非常正確

1992年，由于鄧小平的三次點名關注，安徽私企“傻子瓜子”創始人、中國最早的百萬富翁之一的年廣九得以獲釋。他是鄧小平口中“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然而一些人將貧富差距拉大歸咎于鄧小平的“先富帶動后富”。茅于軾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非常正確 》”中認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現在來看也是正確的，貧富差距總是有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非常正確。毛澤東時代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從那個口號變成講經濟效益的思路，是巨大的轉折。評價鄧小平不能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批評鄧小平的人肯定沒經歷過文革，他不知道鄧小平說的話有多重要。

17）傅高義：研究鄧小平的外國人不多，很可惜

2013年1月18日，暨鄧小平“南方講話”21周年的紀念日，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心學者傅高義先生撰寫的《鄧小平時代》在中國出版。

這位年逾80的老先生近日接受觀察者網專訪，在《研究鄧小平的外國人不多，很可惜》一文再次談到了這本書，傅高義說，“現在研究鄧小平，我之外，很可惜，外國人不多。綜合的研究鄧小平，可能現在外國就我一個人。大多數比較了解中國情況的外國學者都認為我是很客觀的，包括美國的左派右派都這樣認為。但是有一些知識分子，認為我太肯定鄧小平了。他們認為在“自由”、“民主化”方面，鄧小平做的工作不夠。”

18）宋魯鄭：超越歷史的鄧小平

1989年6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標志著中國第三代領導人登上歷史舞臺。在鄧小平的努力下，一人決策、終身制的領導制度，逐步過渡為集體決策、任期制。

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先生在《超越歷史的鄧小平》中，將其評價為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他不僅作對了事，把國家引向正確發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所有成功的探索都加以制度化。”

19）文揚：“韜光養晦”為什么會成為長期國策？

在1989年11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在江澤民的陪同下，同大家一一握手。這一年的9月4日，鄧小平將黨內高層領導人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計劃。時值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不穩定形勢，鄧小平在會上做出“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的指示，上述觀點也成為“韜光養晦”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直到今天，國際關系學界很多人堅持認為“韜光養晦”這一戰略仍然有效。《新西蘭聯合報》社長 文揚先生在《“韜光養晦”為什么會成為長期國策？》一文中指出，這項根據短期時局變化提出來的權宜之計，在長期的歷史趨勢和更宏大的世界格局中，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可以作為中國一個長期有效的外交戰略。

20）金燦榮：繼承毛時代 他奠定了30年中美關系格局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2月2日，首次訪美的鄧小平在休斯敦旁邊的西蒙頓小鎮觀看傳統的馬術表演。鄧小平微笑接過主辦者意外遞來的牛仔帽，展現了一個自信、友好而開放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形象。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鄧小平為兩國交往寫下了良好的開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董春嶺先生在觀察者網刊文《繼承毛時代 他奠定了30年中美關系格局》。文中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蘇聯和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中都遭遇過挫折，也都曾進行過改革，但結果截然不同。鄧小平改革開放與蘇聯赫魯曉夫改革存在一個重要的不同點：中國的國內改革伴隨著對外開放，而赫魯曉夫的改革則是封閉環境下進行。

21）趙啟正：回憶鄧小平，年輕人缺經驗沒關系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宣布，同意浦東開發開放。上圖為1991年2月18日，在朱镕基陪同下，鄧小平參觀上海南浦大橋工地。

1990年左右，鄧小平數次南下在上海過春節。在滬期間，鄧小平多次說，“1979年開放4個經濟特區時沒有開放上海，是他犯的一個錯誤。”如何去理解這個錯誤？鄧小平對改革開放局勢的估計是否有些保守？趙啟正先生在《回憶鄧小平：年輕人缺經驗沒關系》一文中提出觀點，“一個是上海經濟體量大，另外一個方面，這無外乎是鄧小平對我們的激勵，鼓勵我們后來居上”。趙啟正說，“深圳開放面對的香港，廈門開放面對臺灣。按照我們的理解，開放浦東面對的是太平洋，我們要轉過身來，吃太平洋的鯊魚”。

22）呂正惠：談“鄧小平問題” 

此次紀念與思考鄧小平專題云集重量級學者，從各個角度思考鄧小平遺產及其與整個中國共產黨思想與實踐的關系。我們同樣邀請海峽對岸的臺灣學者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鄧小平時代。臺灣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克服困難提筆撰寫了《談“鄧小平問題”》，他自謙對鄧的認識不能和大陸朋友相比，惟愿暢所欲言，帶來啟迪。

呂教授認為，鄧和毛一樣，不管政治路線如何，總會在世界局勢之下思考中國的發展。但是大陸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好像都只看國內問題，從一種理想主義的角度，提出一些解決辦法，并以此衡量共產黨施政的得失。 鄧和毛都不是這種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必定有現實主義的一面。作為中國的領導人，他們必需讓中國具有獨立生存和發展的能力，讓所有的中國人不用再過以前那種極其艱困的日子。鄧的名言之一是，“摸著石頭過河”，不管怎么樣摸，目標就是要過河，這就是現實主義。從這個角度講，鄧已經盡了他的責任了。

23）昆侖巖：對鄧小平理論核心問題的幾點理解 

 近三十年來，中華大地，隨處可見鄧小平經典語錄。

在小平去世的十七年里，中國的政治經濟局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于是他的言論被不斷的解釋，同時也引來諸多爭論。在解放軍少將昆侖巖《對鄧小平理論核心問題的幾點理解里》，作者認為，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是要像他一貫倡導的那樣，按照實事求是原則，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比如對小平所說的“不爭論”，不能將其偷換成不許人民群眾質疑爭論，不許人民說，“改革有錯誤”；鄧公所說的“不爭論”是為了進行科學的改革試驗。“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

 24）奚潔人：如何評價毛澤東?

毛澤東和鄧小平既是親密戰友，又是新中國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兩段重要歷史的締造者。

35年前，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共產黨面臨的一項重大歷史課題。在奚潔人的文章《如何評價毛澤東——鄧小平的歷史擔當、戰略思維與政治智慧》中，作者透露，當有人提出“文革”中召開的“九大”等是非法的觀點時，鄧小平敏銳而堅定地回答：這樣的意見“不能接受”。因為鄧小平非常清楚，堅持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就是堅持黨的思想旗幟，它是事關黨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和道路的重大原則問題。

25）孟凡辰：60后跨國公司華人高管怎么看鄧小平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視察，沿途發表了重要談話。圖為1992年1月26日，鄧小平同志在拱北粵海酒店芳園樓旋轉餐廳上俯瞰拱北和澳門兩地。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意義無需贅言，而改革開放于每一個中國人更是人生的重大轉折。海德思哲國際咨詢公司全球合伙人孟凡辰先生在《60后跨國公司華人高管怎么看鄧小平》一文中談到，正是改革開放“給我和我父母這兩代人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改變。”其中改變之巨，令“我父母在歐美旅游或走訪我們時，一聽到有人說共和國和共產黨不好，就會激動萬分情緒高昂地逐條批駁。”

26）朱云漢：改革開放重組全球秩序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同名文章。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引起全黨強烈反響，進而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

以實踐為標準的精神不僅存在于討論中，也同樣是中國崛起的根本。臺灣大學朱云漢教授在《改革開放重組全球秩序》一文中評價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表示鄧小平那一代的中共領導人可以拋開意識型態包袱，因地制宜，靈活權變；他們也不迷信任何西方教科書，只相信試驗與實踐所累積的經驗與教訓，所以具有中國特色。

27）田雷：紀念鄧小平，別忘了八二憲法

圖為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成員。1982年憲法又稱鄧小平憲法 ，是對1954年憲法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撥亂反正和民主建設成果的確認和鞏固。

重慶大學副教授田雷在《紀念鄧小平，別忘了八二憲法》認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不能忘了八二憲法。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在1978年至1992年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而且當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向香港人作出“五十年不變”的憲政承諾時，他實際上是在行使一種憲政決策者的權力。

28）林凌：按勞分配與早期改革開放 

197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同志視察了開灤煤礦。并表示“開灤經驗不只是機械化，管理上很多制度、政策要總結經驗，包括按勞分配，包括崗位責任制。”促成了開灤煤礦工資加獎金分配模式的誕生。

“按勞分配”的關鍵在于，不會帶來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按勞分配”導致的是“富裕程度的差別”，而不是貧富差距。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林凌在《按勞分配與早期改革開放》一文中回顧鄧小平1978年3月的談話，鄧小平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我看了，寫得好，說明了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

鄧小平不僅“于無聲處”承擔起毛澤東“江山靠誰守”之夙愿，更以馬克思主義者否定之否定精神繼往開來，把中國領入下一個舉世矚目的三十年。春天的二十七個瞬間不能涵蓋鄧小平時代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二十七章思索是拋磚引玉式的嘗試，中國人在民族復興與創新道路上的求索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