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武漢大學教授，專注鄉村治理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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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與地方之間的協商，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當前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上級決策太任性，問責又過于嚴厲，地方缺少對政策本身在本地落地的談判權和解釋權，以至于很多政策在基層長期扭曲，脫離地方實際，空耗資源卻一直未得到改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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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第二次約談
第二次約談和頻頻約談，對下級領導干部來講，不只是掉面子扣績效的問題，而是要掉帽子的問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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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式主義應對官僚主義，鄉村干部能不忙嗎？
這樣的“好事”做得一多，鄉村干部就變成了群眾眼中的“壞人”，群眾怎么可能信任“壞人”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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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若硬搞擴權強縣，會犯大錯誤
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中西部地區擴權強縣，結果就不僅是產生大量資源浪費，分散市域經濟成長可能性……一旦潮水退去，一旦經濟下行，放權帶來的縣級政府領導人的任性就會變成難以收拾的亂攤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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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縣域，大城市的“腳”還是農村的“腦”？
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本質上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正如前述對城鄉發展不平衡討論中得到的認識，這種不平衡性不僅具有合理性，而且正是通過這種不平衡，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高水平平衡提供了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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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中西部無法復制東部沿海的“世界工廠”之路？
假若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本質上是城市的內在組成部分，保留了農村的名，早已不存在農村的實，那么東部沿海農村創造出來的先進經驗其實不過是城市發展內在邏輯的組成部分。中西部農村學習本質上是城市的東部沿海農村的經驗，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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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退出宅基地要比進城晚半拍，這半拍大概需要二三十年
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農民進城都不可能是穩定的，都仍然需要農村這個退路，因此，就會出現農民進城了，農民在農村宅基地卻沒有退出的現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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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中產”正在消耗社會穩定性，我們愈發需要一個穩定的農村
縣城是不可能實現本地就業的。進城農民正在變成脫離土地、高消費的“偽中產”群體。他們不同于傳統的農民，也不等于市民。短期來看，可能刺激消費，長期來看，實則是在“消耗”我們保持社會穩定的戰略資源。我一直反對激進城鎮化，反對將農民“趕到”沒有產業支撐的三四線城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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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獲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地方政府動起了歪腦筋
農民寧愿燒死也不愿搬遷，是因為合村并點的社區住房質量差，生活不方便，生產更不方便，還要自己出錢買房。雖然農民不愿搬遷被燒死的極端情況比較罕見，但農民普遍反對合村并點卻是事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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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出現貧民窟，中國為啥沒有？
農民進城安居后，就不再需要宅基地了，他們就自然會在宅基地上種樹、種大豆、種蔬菜、種糧食等等，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即使今天也在全國大多數中西部農村進行著。一旦進城農民進城失敗了，他們還可以回來在原來宅基地上建房子居住生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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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14省104村后，我們呼吁防疫不要“管死”
“管死”的疫情防控體系嚴重限制了勞動力流動。各地疫情防控寧左勿右，對勞動力流動設卡，對企業復工設限，防控層層加碼，造成經濟社會無法正常復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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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分置”矛盾難調和，再造村社集體可能是條路
將農民組織起來是實行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前提。充分利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優勢，借助農地“三權分置”將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別賦權，讓農地回歸生產資料本質，重建新型集體經濟，再造村社集體。只有建立村莊利益關聯機制，村民才會真正介入村莊事務，農民也才能組織起來。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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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貧困戶變成“做任務”，幫扶對象甚至不耐煩
取消農業稅前，國家要借助村干部來完成提取資源的任務，因此，就必須要調動村干部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村干部在與上級的談判中就有主動權。吊詭的是，在國家大量向農村轉移資源過程中，村干部卻被越來越多自上而下的規范要求束縛住手腳，失去了主體性和主動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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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存在問題，但真的需要大修嗎
農村宅基地不是因為屬于建設用地就天然值錢。試圖讓農民變現宅基地以獲得進城資金，或是在農村宅基地上進行商業開發，只在少數地區能夠實現。對于那些遠離城市、缺乏旅游資源、區位條件一般的農村地區，不可能憑空產生出財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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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需要“野蠻生長”
經過30多年來的西方社會科學的引進，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已經到了消化吸收西方社會科學的階段，當前乃至未來20年，中國社會科學的重點不是規范化，而是在深入的田野調查基礎上的野蠻成長。大開大合，大破大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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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不必大修，應立足于完善細節
《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應當立足于細節完善，即僅對少量不適應當前實踐的規定進行修改即可。或擱置修改，而通過國務院條例來應對實踐中出現的少數新情況。國土資源部修法說明認為必須修法的五條理由都顯得牽強，不足以成為修改《土地管理法》的依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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